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冰雪终于渐渐走远，小区内的草坪与柳梢，都有了些可以遥看的绿意。正午时太阳不错，照在身上暖洋洋的。可以说北京的春天已经来啦。只是，地下室的温度并没有因此而升高。外边是春天，里面还是冬天。
我不是个没吃过苦的人，在座的读者，恐怕不会有谁用手抓过农家肥，不会有人一天干过十六小时重体力劳动，不会有人住过冬季深山里的小窝棚，更不会有人在小煤油灯下无望地苦读过。这些，我都经历过。甚至我自己就做过八年社会最底层的人。这次住进地下室，并不是我生平头一次吃苦。但苦难感却好象超出了我的承受底线。因为早在三十年前，我就永远脱离了底层。虽然我有时也想起那时的事和那时的人们，但我决没有想到过，在世纪之初还会有如此艰难的境遇，有这样一群无望的人们。
在乡下的时候，冷了，可以烤火，睡觉也有火炕。冰冷的床，是那些身强力壮的北方农民也吃不消的。而在这个地下室里，你会觉得世界上所有的热源都已耗尽了。墙上靠墙的地方，有以前的住客贴上去的报纸，那报纸永远是潮乎乎的。市内的空气像冰块，无处可躲。我有电热毯，点着它，还要盖上两层被子才能御寒。可是，有的人却是干挺着的，他们舍不得买电热毯，也用不起电。小宋在我面前坐着的时候，总是在身上左挠右挠的。他一面就咒着：什么鸟屋子，睡长了真要睡出病来！
他一趟一趟往市内跑，每天晚上都要跑来擂我的门：老总老总，我来跟你汇报汇报！孤苦无助的人，也许很需要有人分享这奋斗的艰辛。坐在我那里，他不厌其烦地描述白天怎么去叩见成功人物的过程。接待小姐的态度如何，助理人员的表态如何，大约还有几天就可获得大人物的召见。他手头有五六份装订得很时髦的策划书，反复掂量着，该给谁，不该给谁?人家会不会认真看，看过后能不能看出这创意的巨大含金量来。我问他：你连吃饭都勉勉强强，哪来的钱搞这么漂亮的策划书?他得意地笑了，说：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嘛。我哪里舍得这么搞。可是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啊！我又问：一本要多少钱啊?他又笑：其实最后没花多少钱。我把底稿拿到打字店，一边搞就一边聊，诉苦吧，施苦肉计，一直要击中老板的软肋，把打字小姐眼圈儿也给说红了。最后的结局就是，店老板大手一挥说，兄弟，谁都有为难遭灾的时候，别泄气，这东西我只收你半价。今后尽管再来，费用先欠着，别跟我提钱！谁不是这么过来的?小宋朝我一挤咕眼，末了说：你看，这不就少花钱多办事了么?
他的梦，寄托在成功人士的案头，策划书被秘书送进了大人物的办公室。他们何时能抽空翻翻?在他们眼里，小宋不过是无数狂想者中的一个。十几页上的文字图片，能不能使老总们灵光闪现，抓住价值所在，看过之后微笑着吩咐秘书;把那小伙子叫来吧！这种希望，太渺茫了。往往是，三天过去了，小宋笑笑说：贵人多事，还没来得及看呢。六天过去了，小宋有点坐立不安：怎么回事?忘了吗?等吧，没法子！十天过去了，小宋有些沮丧：唉，准是不感兴趣。只要给我五分钟，五分钟啊，准说动他！妈的那个秘书，准没说什么好话。没一点儿现代企业的意识，他怎么就能当上老总的秘书?
这样的过程成了轮回，我一次次听着，帮他分析着，鼓励他耐心等，尽管我知道，那成功的机率简直就和一颗陨石砸到脑袋上一样，微乎其微。
树渐渐绿了，小宋的棉夹克换成了春秋夹克。匆忙的他仍是一大早就出发，不知疲惫。我知道，他是想始终保持一个”在路上”的状态。人在奔波，就要少一点绝望感。这个城市并不宽厚，最相信小宋智慧潜力的，就只有他自己了。如果没有这种近乎盲目的狂热，他恐怕早就崩溃了。从北京东南的松榆里，到北京西北郊区的养牛场，坐公共汽车要倒换四次车，光单程就要两个多小时。多半是站着，车内人挤着人，外面的路无尽头。我记得小时候常唱一首歌：我们年轻人，有颗火热的心。。。。。我不知道，那些沿途的高楼大厦，豪华酒店，巨型商场能给小宋那颗火热的心以什么样的回报?
小宋是个没有工作的人，但他那种狂热的工作态度，是没有几个人能比得上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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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宋不断向我传递着鼓舞人心的好消息，他也确实见到了几个人，有承包了北京音乐厅的钱经理，有某畜业公司的王总，有某纺织集团的张总，还接触过一些台湾人。台湾人的反应比较好，多半对小宋的构想赞不绝口。而其他几位北京城里的大腕却迟迟没有回音。小宋的信念终于有些动摇了，央求我也给他想想办法。我心里苦笑：要是有办法，何至于混成这样?在这个城市，我所认识的人，大部分是口惠而实不至，我听到过最痛快的承诺，最豪迈的抱负，最热情的邀请，最诱人的远景，但是，此刻却不能奢求他们对我有一分钱的帮助。汉语里最打动人心的词汇到了他们嘴里，原来就只是个响儿。我曾经将他们的承诺打了百分之五十的折扣，来决定与他们的交易或合作，可到头来发现，那些热辣得让你感动的承诺，最后的底牌只是个零！
也许是小宋的执着感染了我，我搜索枯肠，忽然想起来一个人，也许有点儿用。这是我此次来北京才认识的朋友，有过泛泛之交。他是河南洛阳人氏。那时全国性的对河南人的讨伐还没有开始。不过即便是开始了，我也自有我的好恶标准，不会管那些。此人三十六七的年纪，白面皮，书生样子，待人彬彬有礼。我在这里姑且就叫他阎先生吧。阎先生自称父亲是外经贸部的官员，他自己在澳大利亚注册了公司，现在又回到北京来发展，专门做些项目投资中介的活儿，有时也给人家”跑跑部”，也就是疏通部里的紧要关节。我看阎先生交往甚广，喝一会儿咖啡的功夫，要接八九个电话，手边还常拿着两三本厚厚的可研报告，忙碌得很。他衣着阔绰，举止不凡，不大像是空架子。在我落难之后，他就找不到我了，当然我也无颜再跟他联系。
我把阎先生的电话告诉给小宋，让他自管打着我的旗号去会阎先生。小宋说：那怎么行?你总要先吹吹风，不然他怎么肯下力气?我想想也是，就到收发室给老阎打了个电话。老阎说：老兄，怎么搞的，失踪了?不会是被绑架了吧?我说：玩笑了，谁绑我干什么?梢有不方便罢了。老阎是场面上人，便也不再问，只是奇怪地说：你这电话号。。。。。。是什么地方啊，跑到郊区去了?我说：咳，一破饭店。老阎问：什么饭店?我说：叫什么。。。。。。地府饭店吧?老阎便有些疑惑：有星没星啊，你就住?还有叫这名儿的?你老兄，嘿嘿，怎么神神鬼鬼的。我这才把小宋的事跟他说了，老阎说：可以啊，让他来找我吧。正好这几天有几个人找我谈投资。我没忘了找补一句：小宋现在可是不大景气，您包涵点儿。老阎立即明白了，说：嗐，你的朋友，我还能拔毛吗?我说：他可是连饭也请不起。老阎说：好说，我请他。得，不跟你说了，我还开着车呢！
两天后，小宋去见了老阎回来。我问：情况如何?小宋挺高兴，向我一拱手：老总，谢谢你啊。事情虽然没有眉目，但是老阎还是个办事的人。我心里没把握，就问：他办公的地方你去了吗?我可是跟他不大熟哦。小宋说：去啦，不错，很有派！我问：怎么说呢?小宋说：他那个小秘真不错！我有些恼了：我问你正事儿！小宋不好意思地笑笑，说：还行吧。老阎说，不知道我这项目这么小，还以为是大项目呢。他手头有几个人，台湾，大陆的都有，但都奔着大的来呢。他说，要是六百万的项目，找钱还容易点儿儿，六十万，太小，人家投这点儿资嫌累。他让我等等，容他再找找。我听了，沉吟半晌，然后拍了一下小宋说：小宋啊，老阎说得对呀，你这主攻方向整个就错了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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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宋两眼一放光，拽住我：来来来，老前辈！你好好讲讲。我说：我们都忽略了一个问题，就是没有细化分析有钱人的心态。老阎不愧是老手，他说得没错，大钱好弄，小钱难套啊。你我现在住地下室，穷得叮噹乱响，想着六十万可是笔大钱。但是那真有钱的，六十万不过九牛一毛，洒洒碎。咱们光盯着大集团大公司，他们有钱是不错，但他们有没有耐心做这小买卖?人家越有钱，就越想图快，快进快出，一门心思做的是投机生意。做金融，做房地产，做股市庄家。几个月，最多一年，资金翻番，就收手！完了再找机会。谁能放到你这儿六十万?做牛扒城，最快两年才能收回投资，第三年才开始赢利，急死人了不是?再说，项目没有大小，一样的操心，饮食业的变数就更大了。这么个蝇头小利的东西，却要花这么多心思，无怪乎他们没兴趣。小宋闻听，就有点急：那怎么办?完蛋了我?就得等死了?我说：你急什么?老阎不是给你点了路子了么?去找小商人。大陆的不行，都有急功近利的毛病，你找台湾人。一是懂规矩，好合作。二是作为个人投资，想拿出积蓄的一部分，在大陆找个稳定的生财之道，你这投资总额对他们来说，正好。不大也不小，他们也有耐心等你慢慢做大。磨合好了，兴许能完全放手让你做。小宋听了，精神一振：好哇，英明！老前辈，晚生茅塞顿开呀！让我再理理思路。不过，我倒想问你个问题，以前想问，又怕唐突了。你老到底是怎么回事?江湖圣手啊你是，窝在这种地方干嘛?我摆摆手说：先不说这个。人有旦夕祸福，不是主观愿望能说了算的，你就历练去吧。小宋就笑：我以前是有眼不识真人了，还以为你是猥亵了女学生，东窗事发，跑这儿避风来了。我斥道：你小子，没好话！
小宋自去重新操练他的事业，又是接连地早出晚归。他的话，触动了我的隐痛，好几天都郁郁寡欢。一日黄昏，我又磕磕绊绊地出去买报纸，路上冷不防有人从后面上来，搀住了我的胳膊：老师，您上哪儿?我一看，是露露！露露没化工作妆，素面朝天，我一瞬间竟产生了错觉，她怎么跟我那前妻年轻时酷似?有一种影子你真是到哪里都甩不掉。露露问我：吃饭了吗?我摇头。露露就说：正好我也没吃。今儿我做东，咱们走！我连忙说：不用不用。露露笑说：您老客气什么呀?我说：这不好，姑娘。都不容易，您甭管我。露露惹人怜爱地撅了撅嘴：老师，一顿饭还能吃穷了么?您瞧不起我。我说：哪能哪能，我是说。。。。。。叫小宋看见了不好。露露一听，柳眉倒立：什么小宋，毛儿都没长全呢，还当自己还是个人物！我说：露露，姑娘家，别这么说话。露露竟来了倔脾气：您不提这个要饭的小宋则罢，您提了，今儿就非得跟我吃这顿饭不可！我也有点急：露露，这马路上，拉拉扯扯的不好。露露说：拉拉扯扯怎么啦，您就是我老爸还不行?我只好说：好好，我去我去，成了吧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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露露扬手就要拦车。我说：就别往远地儿去了。露露说：成啊，今儿就不去马克西姆了。咱们去个近地方。此时天已渐暗，狂风骤起，沙尘暴眼瞧着几分钟内就将半个天都染黄了。我心说，怎么会这么恐怖啊？塌了天一般的架势。露露眯着眼拦下车，招呼我快上。两人打仗似地上了车，露露指点着司机，三拐两拐。从潘家园桥下来，开了还没到一站路，进了一个幽静的宾馆大院。我好生纳闷儿：天天在这附近瞎逛，却不知咫尺间竟有这么一个好地方。
下得车来，走了没三步，黄沙就扬雪般地洒了一脸。坐进大堂西餐酒廊的时候，两人都快成土猴了。坐下来，候了五分钟，服务生才姗姗来迟。小伙子也不作声，甚是踞傲，冷冷地伫立等候。我从他眼里读出了一种隐隐的蔑视。这小子心里准在想，哪里来的老帮菜，还带了个没化妆的土妞？露露扫了他一眼，拿起自己前面的菜单，问：老师，您吃什么？我说：女士优先。露露就说：我要黑椒牛扒。服务生嗯哼一声，用英语问了一句话。露露眼也没抬，一摆手说：我不会英语，等会儿老爷子点菜，你再说，好不好？服务生便改用中文问道：几成儿熟？露露答了，又问我：您老来吧。我说，也一样吧。露露说，您那牙口，不行吧，要茄汁猪排吧。我说：行。又点了沙律、罗宋汤等等，露露就说：就这些吧，我也不摆谱啦，真心实意请您老吃顿饭。服务生退下，露露鼻子里嗤了一声：这地方怎么会有这种雏儿？
这样的环境，我并不陌生，说来也不过才疏远了二十来天。今天却令我有骤进天堂的感觉，脖子都硬得不自然，怕人笑话。我对露露说：无功不受禄，你是有事要求我吗？露露说：老师，您太精了，我这事呢不大也不小。我心说，我一个穷酸老头，能帮她什么呢？露露说：别人都叫您老总，我认为您就是个读书人。我打小就没和正经读书人接触过。您是头一个，可能也是最后一个。我只有一件事求您。我早晚是要结婚生子的，您先给我将来的孩子取个名儿吧。我略感惊讶，说：这还早着呢吧？露露说：我觉得您取的名儿，准能给孩子带来好运气。我惊诧莫名，感叹道；露露，我以为你是。。。想不到，想不到。露露笑了：您以为我是个坏女孩，也就不可能做个好母亲？我看看露露，她笑得很好看，在野性里却透出一种圣洁。叶落于沟渠啊，她是不应该受什么谴责的。一股怜惜之意在我心里油然而生。我说：这两天我想想，想好了写给你。不过，不知有什么要求没有？露露斩钉截铁地说：要带点儿书生气！
菜肴陆陆续续上来，我惊奇地看见，露露熟练使用刀叉的程度远强于我，有板有眼的。我说：好家伙，你用得这么标准？我可是不行啊。露露说：学的。有个台湾老板包了我三个月，那人心好，有耐性，把着手教我，就学会了。我心里叹息不止，问她：你做小姐，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儿啊？露露说，青春饭，能吃几年？现在就够背的了，将来更一天不如一天。攒个三五万，回家嫁个老实人，开个小店，过日子吧。只希望将来孩子别受罪，说什么也要让他多念书。
我这才发觉，露露也是个平常女性，身上也有母性的光辉。地下室虽然阴暗，但她的心并不阴暗。她那小小的对于未来的渴望，是最正常不过的人的基本愿望。她会嫁人，会在将来的乡村岁月中老去，变成一个慈祥的老祖母。她的儿孙们，决不可能想到，他们的这位温厚慈爱的长辈，竟有过如此样子的青春。
露露见我沉思，就问：老师，您一进地下室，我就看出来，您是个好人。我和我那姐妹议论过您，我们不相信您能干坏事，但又想不通，您怎么走到了这一步。我们住地下，是应该的，您是真不该住在这儿。我沉默了一阵儿，对她说：我倒霉，一不是因为钱财，二不是因为女人，我是书读的太多了。露露笑了：得了，书读多了会倒霉？我说，古人说了，尽信书不如无书。我送你两句话，以后教育你的孩子，那就是，小时要读书，长大莫读书。读书别当真，只当磨光阴。露露惊异地问：为什么啊？我说：因为咱中国的事儿，和书上说的不一样！露露说：那您是。。。我说：我是个老总不假，但我是吃饱了撑的理想主义者，一边经商，一边还读书，一不小心读进去了，读傻了。以为文化是个好东西，把什么都不要了，一头扎进北京来，想过一过文化生活。哪曾想，活活做了这地老鼠！露露见我有些激动，连忙说：老师，咱不说这个。您虽落了难，可谁也不敢把您瞧扁了，蛤蟆也会有翻身的时候，何况大活人！我说：你可要记住，将来养的是姑娘，可以让她上大学，若养个小子，高中足矣。要幸福，当官经商都是路，就是莫读书！露露此时有点儿慌了，起来搀着我说：您吃好了么？咱们回吧。
落地窗外，沙尘暴仍在肆虐，路灯昏黄一团。我走出门，感觉沙子打在脸上的感觉，很痛快，痛快极了。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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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面风势小了许多，但仍是黄尘满天。坐在出租车上，能听见风掠过高楼时发出的呜呜哀鸣。露露坐在前面，扭过头来说：您刚来的时候，逗乐着呢，他们说您是摸了女学生的乳房，没处躲了，才跑这儿来的，我可不信。我脸一红，对露露说：都是小宋胡说八道！露露说：那天上您屋里去，我都做好思想准备了，您要是动手，我就乐不得的，赚个饭钱；您要是不动手，我就算认识认识您。哪知道您那么大岁数，还腼腆着呢，眼睛都没处搁。我心说，哪有这样的老流氓啊？我实在止不住乐，对露露说：行了吧，姑娘，甭说了。露露又说：您这种老男人啊，最好，人家说是什么来着？极品。最会疼女人了，做爱也温柔，还要一边放着小提琴曲儿呢。露露的话，说得开车的”的哥”瞠目结舌，连连侧过头看她。露露就说：怎么样，哥们儿？我说的没错儿吧？
刚刚通过潘家园桥，司机猛地踩了一脚刹车，喊了声：哎哟，怎么这么多”雷子”啊？抬头一看，只见马路上站着一群穿新式黑色警服的警察，其中两个还挎着微冲，领头的一个正示意停车。我一下挺起身来：怎么回事？露露看了看说：没事儿，抓通缉犯的。停顿了一下又对我说：我要是有什么事儿，麻烦您告诉我那姐妹一声。
车缓缓停在路边，一个警察走过来，弯下腰看了看车内，说：请两位下来一下。下车后，我和露露被分开，警察看了我的身份证，盘问了一下，我应对如流。盘查露露的是一个有经验的警官，他问了很久，然后将头一摆，示意露露：你，跟我们走一趟。又对我说：老同志，没你事儿，你走你的吧。露露稍有些犹豫，警官喝了一句：走吧！露露便说：我要付车钱！她两步跑到我身边，从袋里摸出十元钱递给我，压低声音说：告诉我姐妹，是****的，赶紧找人”捞”我。随后，她步态从容地走向了路边一辆警车。
松榆里地下旅馆的这个夜晚，注定了要极不寻常。过了半夜12点，当鲁花要锁大门时，小宋也没回来，这是绝无仅有的。老板懊悔莫及，坐在床沿上，一个劲儿用手拍床板：坏了坏了，怨我，心太软、心太软哪！我劝慰他说，情况还不明，先别急，等等再说。一会儿，小电工拿备用钥匙开了小宋的房门，上来报告说，东西都还在，好像不是跑了。我也替小宋打着保票。老板咬咬牙，亲自下去，把两个没有身份证的住客撵了出来。那两人苦苦哀求：您看这么大的风，黑灯瞎火的往哪儿去？老板吼道：爱哪儿去哪儿去，火车站，医院！都是你们这帮盲流惹的祸，走吧走吧！
喧闹平息过后，地下室所有的屋子都门户紧闭。走廊里悄无声息，能清晰地听到水房的滴水声。一声声，一声声，空寂而凄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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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把经过跟露露的那姐妹说了，那姐妹倒也镇静，只是有些疑惑：没听说最近要扫黄啊?这个露露，准是证件又出了问题。她就是粗粗拉拉，屁眼大得把心都丢了。那姐妹想想，说问题不大，马上就能办，捞得出来捞不出来，得看运气。说完就跑到楼上门口，猛打了一气手机，自去忙着”捞人”去了。
这一夜，我在忐忑不安中度过，凌晨四点才昏昏睡去。小宋和露露的影像，交替在梦中出现，构成一段段古怪的情节。早上醒来，却又一点儿都回想不起来。第二天，又在期待与失望中捱过，两人都是音信皆无。老板吩咐电工，把小宋的东西收拾了，暂存在电工房里。他一整天铁青着脸，总觉得是做了件得不偿失的事。若小宋真的跑了，这花脸乎哨的几件行囊又又何用？我并不太担心露露的命运，她掉脚恐怕不会是这一次，估计自能应付。却猜不透小宋到底出了什么事。跑了，是绝无可能，唯一的可能是失去了自由。不过，他又能犯什么事呢？
地下室里猛然少掉这两个特色人物，一下就失去了生气。我心理上尤其不能适应，觉得同甘共苦的伙伴好像就此不会再见面了。他们两个虽然势同水火，但苦熬无奈之状又何其相似，实是一棵藤上的两个苦瓜。我与他们仅仅认识二十来天，却似共事了许久的同事，他们突然一走，连起居坐卧都变得索然无味了。往日相处的平常细节，丝丝缕缕，都让人怀念。
趁着这个空当儿，好像我应该讲讲我自己了。往事很多，那只是我的一个背景，与地下室实不相干。但有些事，是决定了我今天这种命运的原因，不可不提。我十二年前南下深圳，从一介书生变成公司白领，卖命多年，辗转流徙，终于在海南一家房地产公司站稳了脚跟。老板器重自不必说，而且由于性情投契，两人的关系已不是主仆关系，几经荣辱沉浮，已成兄弟一般，公司产业有我一份，已是笃定之事。
古人常讲”满则溢”，”物极必反”，这鱼龙变化的事真是无道理可言。那几年，海南的房地产盛极而衰，我们无事可做，又没有像潘石屹那样果断移师北上，结果就在原地蹉跎着。炎夏日长，我无以消遣，千金买笑、笙歌宴饮的事，也不多了。一是鼎盛期已过，诸事要顾及长远，不能有今天没明天的胡来；二是经济萧条下去，三陪素质也大不如前，有的竟就是三家村的野雏儿，放下锄头就进了欢场，令人无甚胃口。忽然一日，路过书店，进去逛逛看，竟有久不见汉官威仪之感。随手购得几本，回来后竟读了个昏天黑地。想我当年也是嗜书如命的人，读得痴了，竟不知外面世事已经变化，人人都在捞钱，我居然能关门写诗，想着做捞什子北岛顾城第二。直到老婆忍无可忍，移情别恋，与一笃实汉子定了山盟，要去共创小康，跟我摊牌谈离婚了，我才如梦方醒。男人之痛，莫过于此啊。我激愤之余，胡里胡涂就下了海，从此手不碰卷，只拜孔方。一晃儿十年过去，我既视婚姻为畏途，又把那读书看成是天下第一蠢事。虽未自己打下一片天下，却也享尽浮世繁华。中间妙趣，这里已不宜再说了。总之是孑然一身，花天酒地，就这么做了个快乐的王老五。
待伤痛渐愈，十年后重新拾起书本来读，竟有一种重生的感觉，尤其那日本的小说，委婉细腻，韵味深长，伴我度过了很多无聊时光。我在公司是元老，半个家由我当着，行事古怪已无人敢于指责。即使老板对我，也格外宽容。于是我身在曹营心在汉，重新做起了文学梦。上班时间，堂而皇之，或写小诗，或写散文，试着到当地媒体一投，竟每发必中。我欣然面有得色，不知这不过雕虫小技耳，却以为是天生我才。偶有斩获，便向职员吹嘘一番。那些年轻职员懂得什么，又惧于我的权势，自然附和说好，我便越发的不知斤两了。
直至有一次，我浏览报纸，忽见大作家退之先生要来给文学青年讲课，便头脑一热，想去一睹名人风采。当下打听好了时间地点。某晚，命司机载我去学院，混在青年学子当中，聆听了退之先生的一堂文学讲座。不想，先生的一席慷慨之辞，竟造成我命运天翻地覆的变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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退之先生侃侃而谈，不因听众大半是年轻人而轻慢半分。话题不知如何，就转到有偿报告文学上去了。先生语气骤然激愤，他说：自古以来，文章乃担道义之事，谁见过有拍马文章能流传下来？诚然古人也有干谒权贵事，但就是诗圣杜甫的《大鹏赋》，也难以流传。至于给富人写拍马文章，更乃骇人听闻。文章书册堕落到此，不如直接去印钞票。古今中外，名著万种，诸位听说哪一部是为富翁唱赞歌的？文人既然从文，当是不屑于龌龊事，如要龌龊，又何必舞文弄墨，直当婊子去算了。
先生虽不是在说我，不知为何，我在底下听得如坐针毡。忽然觉得文人之伟大，简直顶天立地，只逼出我那西装下面的”小我”来。先生演讲完，学子们蜂拥而上，东问西问。我两手空空，无以为敬，只好挤上去，双手递上名片一张。先生接过，看了，貌谦而实倨，微笑道：对不住，我从来没进过什么公司，也就没有什么名片可送你。我听了，顿时无地自容，以为眼前就是鲁迅再世，红了脸，支吾两句，便落荒而逃了。
那晚回来，我失魂落魄，晚上竟一夜未眠。先生之高风亮节，衬出了我的渺小。不要说那些狭伎风流的事，就是我洋洋得意的办公室谋略，也不过都是小人的龌龊。现下的所谓公司，大多其实是小朝廷，老板坐上大班椅，感觉就是在做皇帝。而职员就是一群没有脊梁的臣子，靠溜须拍马谋碗饭吃。我历练多年，已深谙此道，知道老板的痒处在哪里，知道什么场合说什么话。先是鞍前马后，夹着尾巴做人，其实不过是办好了差，不忘表功；办砸了，则死不承认，能推责任就推，推不掉就强调客观。老板生性粗疏，懒得过问细事，竟事事都交给我办。我小心从事，决不违拗，总哄得老板高兴。也有那个把耿直的职员，觉得老板的某些决策，实在低智，免不了要发些牢骚，传到了老板耳里，下场就是走人。而我韬晦有术，几年间就做到了一人之下。有那不知深浅的后来者，以为取我而代之易如反掌，视我为晋升途中最大障碍，每每为了邀宠，便向我发起攻击。我则先行忍让，从不逞匹夫之勇。待挑衅者以为我不过尔尔，则不免大意，行事必然乖张，露出些破绽来。我则无意间向一二同事稍稍提起，有那好事者，便会跑去向老板报告。老板来征询我的意见，我这才施展反击，痛陈此人之不可靠，对手的结局可想而知。如此，屡试不爽。久而久之，职员都知道我一手遮天，想邀宠是不能绕过我的，于是纷纷向我示好，我则将他们收为心腹，或给予好处，或帮忙遮掩过失。职员们自是感恩，在老板面前，只说我乃是少有的好人。老板越发认为他没看错人，我这宰相也就当得更自在了。从此大家不再叫我副总，而改称”某大人”。我心里只笑，大人之所以是大人，不过是多读了几本中国宫廷史罢了。
上述种种，现在想来，都是我年轻时最痛恨的小人行径。现在，我不以为耻，反倒沾沾自喜。人要堕落，为何竟如此之快？想了一晚，早上，我叫来司机，载我至海滨，看了大海碧涛良久，终于问自己：人，怎样才不算枉活一世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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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那以后，我订了《读书》杂志和《中华读书报》，开始了思想回归的历程。九十年代的后期，有几个词是知识分子文章中出现频率最高的，比如”人文关怀”、”精神家园”、”坚守理想”。这些东西，打中了我的思想软肋。我想，我的精神，确实脱离了家园，游荡得太远了。我们这个公司，在九十年代前期，曾在三年内，折腾光了2700多万资金，最后换来的是一片荒草地。这些钱，没有一分钱是劳动创造出来的，都是公司通过各种乌七八糟的手段借贷来的。当我跳出了商界这个圈子来审视我们这群人的时候，确实惊出了一身冷汗。我们根本不是什么先进生产力的代表，而是寄生虫。2700万不可能是银行凭空印出来的，而是有人一元一元地用劳动创造出来的。我们把它变成了银行呆帐，变成了杯盘狼藉，变成了一片荒草。我们当初的注册资金是假的，可行性研究报告是假的，我们的经济活动整个都是假的。在挥霍掉2700万的日日夜夜里，只有荒淫无耻，才是真的。
退之先生唤醒了我的良知，一种人文主义情怀在我心中滋长。我每天仍在上班，做计划，发指令，职员们看不出有什么异常。但思想的风暴始终在酝酿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在电视里看到一则公益广告，得知只要肯出手捐助200元钱，就可以使一个失学的乡村孩子上一年学。风暴终于摧枯拉朽地袭来。我拿过了计算器啪啪按了几下，得数让我目瞪口呆：我们挥霍掉的2700万足可以使13万5千个失学的农家子弟读一年书。我是个因为文革而少年失学的人，又是个在穷乡僻壤呆过的人，精神上嗷嗷待哺的苦难滋味，终生难忘。我知道那意味着什么。有那么一段时候，我耳边总是恍惚能听到13万个孩子的饮泣声。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，但就是挥之不去。我无法想象2700万变成现金能有多大一堆，我只知道：我们已经罪恶如山！
终于，我跟老板摊牌了：我要走。既然我已知道了罪恶，我就再不能与它共处哪怕是一天。老板当然无法知道我的思想变化，他掩饰不住惊奇，说：你干嘛要走？这公司不就是你的么？你要到哪儿去？你还能干什么？我说：我要去北京，我要去搞文化。老板说：在公司你有房有车，我待你像亲兄弟。这两年是不大景气，但我们的艰难期马上就要过去，好运就在眼前。我问你，你到底要什么？我说：人各有志，并不是你对不起我。我此去决不是为了钱。我私人帐上还有若干，实际上是你帮我赚的，公司现在需要钱，我还给你，只留下机票钱就够了。老板拍案大怒：你疯了！你到北京靠什么生活？我说：北京我有朋友。老板气得站起来又坐下：你，你，你老糊涂了，朋友还靠得住吗？我说：我相信靠得住，我们是二十多年的老朋友了。老板无言良久，突然爆发了：好，你走吧！走啊！我不要再见到你！
19
在海南那段生活的最后一年半,我思想上的冲突和对人生意义的考虑,远比上述的要复杂得多。在九十年代，受人文主义感召而放弃商界位置，甘冒清贫生活的风险投入文化事业的，不能说绝无仅有。但我知道是极其少见，且不能为人所理解。
我走的时候，完全是低调处理。老板未再挽留，也未在公司宣布我的离开，一切都像只是出一趟长差的样子。我遵守了我的诺言，把我的存款转给了财务部，作为我临时借给公司的钱。直到最后一天临下班时，职员们还在频繁地向我请示工作。是啊，多少年来我已是公司里的灵魂人物，是机器上的主轴，所有的人都无法想象，没有我，办公室该怎样运转。最后一晚，我坐在别墅凉台上，听着芭蕉树叶在暗中悉簌作响，许久不能入眠。
第二天一早，我只叫了司机来送我，他憨厚寡言，跟了我多年，这次似乎察觉到了什么，一路上闷闷不乐。在机场，托运完了行李，我跟他作别，他问：什么时候回来？我说：说不上了。他欲言又止，最后终于问了一句：副总，你没有什么事吧？我忽然有些伤感，握了握他的手：兄弟，回吧！
带着近乎悲壮的绝决心情，我飞向了北京。我知道，这一次是净身出户了，前程多有不可预测处。我所有的财富，就只是心里火一般炽热的人文主义信念了。
但万万没想到的是，我到了北京还不到一个月，就陷入了绝境。不要说实现人文主义理想，连容留我的寸土之地都很难再找到了。
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我在北京的两个朋友，老黑和老白。他们是我在八十年代认识的，当年都是年纪相仿的文学青年。我在南下深圳之前，曾去北京试探过出路，与两人过从甚密。这两人，可说是”老北漂一族”，那时我们共过一段患难，试图用文学换饭吃。我们给当时还健在的大诗人艾无双、冯独秀办过创作生涯研讨会，也去挨门拜谒过各大杂志的主编大人。我南下后，与他们的联系一直未断。我在海南如鱼得水时，他们还在北京苦苦地漂着，执着地要在这个文化之都踢开一扇门。两人中我与老黑走得较近，每次去北京出差，总要去看他，尽其可能为他提供我所知道的用文化能够谋生的线索。到了九十年代末，情况有了变化，两人突然间暴发了。老黑注册了一家公司，玩了几次资产重组，把河北一家奄奄待毙的国资老矿收归名下，成了个有亿万身家的大老板。老白从承包报纸版面开始，进而做书、买电视台广告时段，斩获甚丰，也是一俨然小富。
我在决定去北京之前，他们早就数度在电话里邀我前往，以共襄大计。提起当年我们借住在单位单身宿舍里，彻夜连床而谈的往事，都不胜嘘欷。老白说：你来吧，我正好承包了一个文化杂志，你来当主编，咱们搞他个中国的时代周刊。老黑说：你早该来，在南方混什么，我这里钱虽不多，包下哥们儿吃住不成问题。你我谁跟谁？明天我去方庄小区，给你租一带钢琴的房子，没事你就弹钢琴玩吧。老黑和老白承诺的两件事，我反复在电话里与他们核实，直到我认为即使里面有百分之五十的水份，情况也不至于太糟时，我才下了最后的决心。
我的这一赌实际下得是太冒险了。我一是完全低估了他们在北京浸淫多年，所沾染的八旗遗风程度。有骆驼不说牛，满嘴跑火车，就是对此最形象的说法。二是完全低估了商业伦理对人心的改造，他们中的任何一人，都不再是当年颇有热血气概的文学青年了。实际发生的情况令我椎心刺骨，到今天都不愿过多提及。简要的情况是：老白的时代周刊根本还没谈下来，而且即使谈下来，他也只占小小的一股，左右不了人事权。从我到北京之日起，就没见过这周刊编辑部的大门是什么样子。老黑的态度也很古怪，把我接到一个二星宾馆，说：这老板是咱哥们儿，你先住着，我已经交了半月房钱，完了你让他找我要。方庄的那房子，嘿嘿，我这两天周转有点问题，你先绷一阵儿。然后两人就踪影全无了。老白说，他正抓紧”跑部”，争取把周刊拿下来。老黑说，河北的老矿工人情况不稳，他要去安抚安抚。把我一个人撂在二星宾馆，天天看窗外的永定门车站过火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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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一开始完全没有意识到潜在的危机，即使我事先设想了一万种可能，也决不会想到是这种状况。头几天，我还优哉游哉地到处访亲拜友，有时候去故地重游，看看八十年代住过的老地方。十几年过去，物是人非的感觉很强烈。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我在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个姐们儿，她叫潘婷。当年只不过是个初出茅庐的报社记者，后来到英国牛津去晃了一晃，回国后干起了一个好行当，专门培训CEO。眼下已颇有知名度，即便大集团的老总在她面前，也要虚心聆教。潘婷早年是清清秀秀的一个女学生模样，现在已经变得异常干练，商界的机巧似乎都在她的股掌之中。她现在诸事顺遂，为人妻母，豪宅别墅置下各一套，自己开了辆宝马车，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走运的人。潘婷有一天请我吃饭，连带着叙旧，席间她有一句话我至今不忘。是我先客套了一句：如今你是大忙人了。潘婷淡淡地说：可不是，下了班也要应酬。都是国际大公司的老总，不去总不好。我问：活动很多吗？她摇头：一般的我不会去。想跟我交往的人多了，我都对他们说，不开奔驰的，不要来找我。我不由一怔，潘婷笑笑说：你当然不同，我们永远有共同语言，我愿意跟你聊文学。我叹道：潘婷啊，咱们是两个阶级的人了。潘婷就说：什么阶级？我不这样认为。不开奔驰，确实就不在一个档次，没法儿谈。谈到我此行的目的，潘婷很羡慕：搞文化，写作，多好啊！我现在还停不下来，不过我现在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将来能安心写作。我说：那好，但写作也要不了多少物质基础啊。潘婷略想了想说：人哪，上去就下不来了，我不能想象靠一千多块钱怎么过日子。告别了潘婷，我在想，在我们这时代，像她那样幸运的人能有多少？
我在永定门宾馆窗口数了无数辆火车，给老白打了无数个电话。回答永远是：再候候，快啦。老黑好像始终在河北老矿没回来，手机时开时关，不容易联系。有一天，我从外面回来，叫服务员开门。服务员说，你这房早到期了，我们老总说，没他的话，不能开门。我打了宾馆老总的手机，问他：你什么意思？撵我走吗？撵我也得让我拿出东西来呀。宾馆老总说：不是那个意思。老黑只交了十天的房钱，这人就不露面了，怎么回事啊？我这宾馆是有上缴利润指标的，时间长了我也受不了，你还是催催吧。门马上就能开，可明儿又怎么办？我给老黑打电话，手机关机。给老白打电话，老白说：老黑这事儿怎么办的，等他回来我跟他碰碰，你再忍忍。我挂了机，明白自己是掉进陷阱了。两个朋友，谁也不会对我的现状负责了。只是我搞不明白，既然如此，当初为何热情邀请我来？难道说话是不用通过大脑的？或者是他们纯粹想让我来看看他们今日的发迹，就算完了？
这一夜我想了很多，海南公司老板的话始终在耳边回响：你疯了，朋友还能靠得住吗？是啊，我的弃商从文，竟是这样一个结局，问题出在哪里？
第二天一早，我走到永定门桥上，望着上班的汽车和人流，终于明白：在这个一千万人口的都市里，我已经被遗弃，无人可以再帮助我了。我当初放弃了公司，实际是放弃了我自己争到的一席生存之地。它无关道德，只是个现实问题。现在，我的脚下不再有那一片坚实的土地了。我现在是站在了流沙上，沙子随时要把我吞没，能救我的，只有我自己，只有我的意志与七尺之躯。对文化的膜拜，是因为我长期在商界混而产生的一种错觉。文化是不是有那么美好是一回事，但像我这样把生存的问题忽略了，把前程寄托在所谓友情之上，才是不可原谅的幼稚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