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冰雪终于渐渐走远,小区内的草坪与柳梢,都有了些可以遥看的绿意。正午时太阳不错,照在身上暖洋洋的。可以说北京的春天已经来啦。只是,地下室的温度并没有因此而升高。外边是春天,里面还是冬天。
我不是个没吃过苦的人,在座的读者,恐怕不会有谁用手抓过农家肥,不会有人一天干过十六小时重体力劳动,不会有人住过冬季深山里的小窝棚,更不会有人在小煤油灯下无望地苦读过。这些,我都经历过。甚至我自己就做过八年社会最底层的人。这次住进地下室,并不是我生平头一次吃苦。但苦难感却好象超出了我的承受底线。因为早在三十年前,我就永远脱离了底层。虽然我有时也想起那时的事和那时的人们,但我决没有想到过,在世纪之初还会有如此艰难的境遇,有这样一群无望的人们。
在乡下的时候,冷了,可以烤火,睡觉也有火炕。冰冷的床,是那些身强力壮的北方农民也吃不消的。而在这个地下室里,你会觉得世界上所有的热源都已耗尽了。墙上靠墙的地方,有以前的住客贴上去的报纸,那报纸永远是潮乎乎的。市内的空气像冰块,无处可躲。我有电热毯,点着它,还要盖上两层被子才能御寒。可是,有的人却是干挺着的,他们舍不得买电热毯,也用不起电。小宋在我面前坐着的时候,总是在身上左挠右挠的。他一面就咒着:什么鸟屋子,睡长了真要睡出病来!
他一趟一趟往市内跑,每天晚上都要跑来擂我的门:老总老总,我来跟你汇报汇报!孤苦无助的人,也许很需要有人分享这奋斗的艰辛。坐在我那里,他不厌其烦地描述白天怎么去叩见成功人物的过程。接待小姐的态度如何,助理人员的表态如何,大约还有几天就可获得大人物的召见。他手头有五六份装订得很时髦的策划书,反复掂量着,该给谁,不该给谁?人家会不会认真看,看过后能不能看出这创意的巨大含金量来。我问他:你连吃饭都勉勉强强,哪来的钱搞这么漂亮的策划书?他得意地笑了,说:精诚所至,金石为开嘛。我哪里舍得这么搞。可是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啊!我又问:一本要多少钱啊?他又笑:其实最后没花多少钱。我把底稿拿到打字店,一边搞就一边聊,诉苦吧,施苦肉计,一直要击中老板的软肋,把打字小姐眼圈儿也给说红了。最后的结局就是,店老板大手一挥说,兄弟,谁都有为难遭灾的时候,别泄气,这东西我只收你半价。今后尽管再来,费用先欠着,别跟我提钱!谁不是这么过来的?小宋朝我一挤咕眼,末了说:你看,这不就少花钱多办事了么?
他的梦,寄托在成功人士的案头,策划书被秘书送进了大人物的办公室。他们何时能抽空翻翻?在他们眼里,小宋不过是无数狂想者中的一个。十几页上的文字图片,能不能使老总们灵光闪现,抓住价值所在,看过之后微笑着吩咐秘书;把那小伙子叫来吧!这种希望,太渺茫了。往往是,三天过去了,小宋笑笑说:贵人多事,还没来得及看呢。六天过去了,小宋有点坐立不安:怎么回事?忘了吗?等吧,没法子!十天过去了,小宋有些沮丧:唉,准是不感兴趣。只要给我五分钟,五分钟啊,准说动他!妈的那个秘书,准没说什么好话。没一点儿现代企业的意识,他怎么就能当上老总的秘书?
这样的过程成了轮回,我一次次听着,帮他分析着,鼓励他耐心等,尽管我知道,那成功的机率简直就和一颗陨石砸到脑袋上一样,微乎其微。
树渐渐绿了,小宋的棉夹克换成了春秋夹克。匆忙的他仍是一大早就出发,不知疲惫。我知道,他是想始终保持一个”在路上”的状态。人在奔波,就要少一点绝望感。这个城市并不宽厚,最相信小宋智慧潜力的,就只有他自己了。如果没有这种近乎盲目的狂热,他恐怕早就崩溃了。从北京东南的松榆里,到北京西北郊区的养牛场,坐公共汽车要倒换四次车,光单程就要两个多小时。多半是站着,车内人挤着人,外面的路无尽头。我记得小时候常唱一首歌:我们年轻人,有颗火热的心。。。。。我不知道,那些沿途的高楼大厦,豪华酒店,巨型商场能给小宋那颗火热的心以什么样的回报?
小宋是个没有工作的人,但他那种狂热的工作态度,是没有几个人能比得上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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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宋不断向我传递着鼓舞人心的好消息,他也确实见到了几个人,有承包了北京音乐厅的钱经理,有某畜业公司的王总,有某纺织集团的张总,还接触过一些台湾人。台湾人的反应比较好,多半对小宋的构想赞不绝口。而其他几位北京城里的大腕却迟迟没有回音。小宋的信念终于有些动摇了,央求我也给他想想办法。我心里苦笑:要是有办法,何至于混成这样?在这个城市,我所认识的人,大部分是口惠而实不至,我听到过最痛快的承诺,最豪迈的抱负,最热情的邀请,最诱人的远景,但是,此刻却不能奢求他们对我有一分钱的帮助。汉语里最打动人心的词汇到了他们嘴里,原来就只是个响儿。我曾经将他们的承诺打了百分之五十的折扣,来决定与他们的交易或合作,可到头来发现,那些热辣得让你感动的承诺,最后的底牌只是个零!
也许是小宋的执着感染了我,我搜索枯肠,忽然想起来一个人,也许有点儿用。这是我此次来北京才认识的朋友,有过泛泛之交。他是河南洛阳人氏。那时全国性的对河南人的讨伐还没有开始。不过即便是开始了,我也自有我的好恶标准,不会管那些。此人三十六七的年纪,白面皮,书生样子,待人彬彬有礼。我在这里姑且就叫他阎先生吧。阎先生自称父亲是外经贸部的官员,他自己在澳大利亚注册了公司,现在又回到北京来发展,专门做些项目投资中介的活儿,有时也给人家”跑跑部”,也就是疏通部里的紧要关节。我看阎先生交往甚广,喝一会儿咖啡的功夫,要接八九个电话,手边还常拿着两三本厚厚的可研报告,忙碌得很。他衣着阔绰,举止不凡,不大像是空架子。在我落难之后,他就找不到我了,当然我也无颜再跟他联系。
我把阎先生的电话告诉给小宋,让他自管打着我的旗号去会阎先生。小宋说:那怎么行?你总要先吹吹风,不然他怎么肯下力气?我想想也是,就到收发室给老阎打了个电话。老阎说:老兄,怎么搞的,失踪了?不会是被绑架了吧?我说:玩笑了,谁绑我干什么?梢有不方便罢了。老阎是场面上人,便也不再问,只是奇怪地说:你这电话号。。。。。。是什么地方啊,跑到郊区去了?我说:咳,一破饭店。老阎问:什么饭店?我说:叫什么。。。。。。地府饭店吧?老阎便有些疑惑:有星没星啊,你就住?还有叫这名儿的?你老兄,嘿嘿,怎么神神鬼鬼的。我这才把小宋的事跟他说了,老阎说:可以啊,让他来找我吧。正好这几天有几个人找我谈投资。我没忘了找补一句:小宋现在可是不大景气,您包涵点儿。老阎立即明白了,说:嗐,你的朋友,我还能拔毛吗?我说:他可是连饭也请不起。老阎说:好说,我请他。得,不跟你说了,我还开着车呢!
两天后,小宋去见了老阎回来。我问:情况如何?小宋挺高兴,向我一拱手:老总,谢谢你啊。事情虽然没有眉目,但是老阎还是个办事的人。我心里没把握,就问:他办公的地方你去了吗?我可是跟他不大熟哦。小宋说:去啦,不错,很有派!我问:怎么说呢?小宋说:他那个小秘真不错!我有些恼了:我问你正事儿!小宋不好意思地笑笑,说:还行吧。老阎说,不知道我这项目这么小,还以为是大项目呢。他手头有几个人,台湾,大陆的都有,但都奔着大的来呢。他说,要是六百万的项目,找钱还容易点儿儿,六十万,太小,人家投这点儿资嫌累。他让我等等,容他再找找。我听了,沉吟半晌,然后拍了一下小宋说:小宋啊,老阎说得对呀,你这主攻方向整个就错了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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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宋两眼一放光,拽住我:来来来,老前辈!你好好讲讲。我说:我们都忽略了一个问题,就是没有细化分析有钱人的心态。老阎不愧是老手,他说得没错,大钱好弄,小钱难套啊。你我现在住地下室,穷得叮噹乱响,想着六十万可是笔大钱。但是那真有钱的,六十万不过九牛一毛,洒洒碎。咱们光盯着大集团大公司,他们有钱是不错,但他们有没有耐心做这小买卖?人家越有钱,就越想图快,快进快出,一门心思做的是投机生意。做金融,做房地产,做股市庄家。几个月,最多一年,资金翻番,就收手!完了再找机会。谁能放到你这儿六十万?做牛扒城,最快两年才能收回投资,第三年才开始赢利,急死人了不是?再说,项目没有大小,一样的操心,饮食业的变数就更大了。这么个蝇头小利的东西,却要花这么多心思,无怪乎他们没兴趣。小宋闻听,就有点急:那怎么办?完蛋了我?就得等死了?我说:你急什么?老阎不是给你点了路子了么?去找小商人。大陆的不行,都有急功近利的毛病,你找台湾人。一是懂规矩,好合作。二是作为个人投资,想拿出积蓄的一部分,在大陆找个稳定的生财之道,你这投资总额对他们来说,正好。不大也不小,他们也有耐心等你慢慢做大。磨合好了,兴许能完全放手让你做。小宋听了,精神一振:好哇,英明!老前辈,晚生茅塞顿开呀!让我再理理思路。不过,我倒想问你个问题,以前想问,又怕唐突了。你老到底是怎么回事?江湖圣手啊你是,窝在这种地方干嘛?我摆摆手说:先不说这个。人有旦夕祸福,不是主观愿望能说了算的,你就历练去吧。小宋就笑:我以前是有眼不识真人了,还以为你是猥亵了女学生,东窗事发,跑这儿避风来了。我斥道:你小子,没好话!
小宋自去重新操练他的事业,又是接连地早出晚归。他的话,触动了我的隐痛,好几天都郁郁寡欢。一日黄昏,我又磕磕绊绊地出去买报纸,路上冷不防有人从后面上来,搀住了我的胳膊:老师,您上哪儿?我一看,是露露!露露没化工作妆,素面朝天,我一瞬间竟产生了错觉,她怎么跟我那前妻年轻时酷似?有一种影子你真是到哪里都甩不掉。露露问我:吃饭了吗?我摇头。露露就说:正好我也没吃。今儿我做东,咱们走!我连忙说:不用不用。露露笑说:您老客气什么呀?我说:这不好,姑娘。都不容易,您甭管我。露露惹人怜爱地撅了撅嘴:老师,一顿饭还能吃穷了么?您瞧不起我。我说:哪能哪能,我是说。。。。。。叫小宋看见了不好。露露一听,柳眉倒立:什么小宋,毛儿都没长全呢,还当自己还是个人物!我说:露露,姑娘家,别这么说话。露露竟来了倔脾气:您不提这个要饭的小宋则罢,您提了,今儿就非得跟我吃这顿饭不可!我也有点急:露露,这马路上,拉拉扯扯的不好。露露说:拉拉扯扯怎么啦,您就是我老爸还不行?我只好说:好好,我去我去,成了吧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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露露扬手就要拦车。我说:就别往远地儿去了。露露说:成啊,今儿就不去马克西姆了。咱们去个近地方。此时天已渐暗,狂风骤起,沙尘暴眼瞧着几分钟内就将半个天都染黄了。我心说,怎么会这么恐怖啊?塌了天一般的架势。露露眯着眼拦下车,招呼我快上。两人打仗似地上了车,露露指点着司机,三拐两拐。从潘家园桥下来,开了还没到一站路,进了一个幽静的宾馆大院。我好生纳闷儿:天天在这附近瞎逛,却不知咫尺间竟有这么一个好地方。
下得车来,走了没三步,黄沙就扬雪般地洒了一脸。坐进大堂西餐酒廊的时候,两人都快成土猴了。坐下来,候了五分钟,服务生才姗姗来迟。小伙子也不作声,甚是踞傲,冷冷地伫立等候。我从他眼里读出了一种隐隐的蔑视。这小子心里准在想,哪里来的老帮菜,还带了个没化妆的土妞?露露扫了他一眼,拿起自己前面的菜单,问:老师,您吃什么?我说:女士优先。露露就说:我要黑椒牛扒。服务生嗯哼一声,用英语问了一句话。露露眼也没抬,一摆手说:我不会英语,等会儿老爷子点菜,你再说,好不好?服务生便改用中文问道:几成儿熟?露露答了,又问我:您老来吧。我说,也一样吧。露露说,您那牙口,不行吧,要茄汁猪排吧。我说:行。又点了沙律、罗宋汤等等,露露就说:就这些吧,我也不摆谱啦,真心实意请您老吃顿饭。服务生退下,露露鼻子里嗤了一声:这地方怎么会有这种雏儿?
这样的环境,我并不陌生,说来也不过才疏远了二十来天。今天却令我有骤进天堂的感觉,脖子都硬得不自然,怕人笑话。我对露露说:无功不受禄,你是有事要求我吗?露露说:老师,您太精了,我这事呢不大也不小。我心说,我一个穷酸老头,能帮她什么呢?露露说:别人都叫您老总,我认为您就是个读书人。我打小就没和正经读书人接触过。您是头一个,可能也是最后一个。我只有一件事求您。我早晚是要结婚生子的,您先给我将来的孩子取个名儿吧。我略感惊讶,说:这还早着呢吧?露露说:我觉得您取的名儿,准能给孩子带来好运气。我惊诧莫名,感叹道;露露,我以为你是。。。想不到,想不到。露露笑了:您以为我是个坏女孩,也就不可能做个好母亲?我看看露露,她笑得很好看,在野性里却透出一种圣洁。叶落于沟渠啊,她是不应该受什么谴责的。一股怜惜之意在我心里油然而生。我说:这两天我想想,想好了写给你。不过,不知有什么要求没有?露露斩钉截铁地说:要带点儿书生气!
菜肴陆陆续续上来,我惊奇地看见,露露熟练使用刀叉的程度远强于我,有板有眼的。我说:好家伙,你用得这么标准?我可是不行啊。露露说:学的。有个台湾老板包了我三个月,那人心好,有耐性,把着手教我,就学会了。我心里叹息不止,问她:你做小姐,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儿啊?露露说,青春饭,能吃几年?现在就够背的了,将来更一天不如一天。攒个三五万,回家嫁个老实人,开个小店,过日子吧。只希望将来孩子别受罪,说什么也要让他多念书。
我这才发觉,露露也是个平常女性,身上也有母性的光辉。地下室虽然阴暗,但她的心并不阴暗。她那小小的对于未来的渴望,是最正常不过的人的基本愿望。她会嫁人,会在将来的乡村岁月中老去,变成一个慈祥的老祖母。她的儿孙们,决不可能想到,他们的这位温厚慈爱的长辈,竟有过如此样子的青春。
露露见我沉思,就问:老师,您一进地下室,我就看出来,您是个好人。我和我那姐妹议论过您,我们不相信您能干坏事,但又想不通,您怎么走到了这一步。我们住地下,是应该的,您是真不该住在这儿。我沉默了一阵儿,对她说:我倒霉,一不是因为钱财,二不是因为女人,我是书读的太多了。露露笑了:得了,书读多了会倒霉?我说,古人说了,尽信书不如无书。我送你两句话,以后教育你的孩子,那就是,小时要读书,长大莫读书。读书别当真,只当磨光阴。露露惊异地问:为什么啊?我说:因为咱中国的事儿,和书上说的不一样!露露说:那您是。。。我说:我是个老总不假,但我是吃饱了撑的理想主义者,一边经商,一边还读书,一不小心读进去了,读傻了。以为文化是个好东西,把什么都不要了,一头扎进北京来,想过一过文化生活。哪曾想,活活做了这地老鼠!露露见我有些激动,连忙说:老师,咱不说这个。您虽落了难,可谁也不敢把您瞧扁了,蛤蟆也会有翻身的时候,何况大活人!我说:你可要记住,将来养的是姑娘,可以让她上大学,若养个小子,高中足矣。要幸福,当官经商都是路,就是莫读书!露露此时有点儿慌了,起来搀着我说:您吃好了么?咱们回吧。
落地窗外,沙尘暴仍在肆虐,路灯昏黄一团。我走出门,感觉沙子打在脸上的感觉,很痛快,痛快极了。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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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面风势小了许多,但仍是黄尘满天。坐在出租车上,能听见风掠过高楼时发出的呜呜哀鸣。露露坐在前面,扭过头来说:您刚来的时候,逗乐着呢,他们说您是摸了女学生的乳房,没处躲了,才跑这儿来的,我可不信。我脸一红,对露露说:都是小宋胡说八道!露露说:那天上您屋里去,我都做好思想准备了,您要是动手,我就乐不得的,赚个饭钱;您要是不动手,我就算认识认识您。哪知道您那么大岁数,还腼腆着呢,眼睛都没处搁。我心说,哪有这样的老流氓啊?我实在止不住乐,对露露说:行了吧,姑娘,甭说了。露露又说:您这种老男人啊,最好,人家说是什么来着?极品。最会疼女人了,做爱也温柔,还要一边放着小提琴曲儿呢。露露的话,说得开车的”的哥”瞠目结舌,连连侧过头看她。露露就说:怎么样,哥们儿?我说的没错儿吧?
刚刚通过潘家园桥,司机猛地踩了一脚刹车,喊了声:哎哟,怎么这么多”雷子”啊?抬头一看,只见马路上站着一群穿新式黑色警服的警察,其中两个还挎着微冲,领头的一个正示意停车。我一下挺起身来:怎么回事?露露看了看说:没事儿,抓通缉犯的。停顿了一下又对我说:我要是有什么事儿,麻烦您告诉我那姐妹一声。
车缓缓停在路边,一个警察走过来,弯下腰看了看车内,说:请两位下来一下。下车后,我和露露被分开,警察看了我的身份证,盘问了一下,我应对如流。盘查露露的是一个有经验的警官,他问了很久,然后将头一摆,示意露露:你,跟我们走一趟。又对我说:老同志,没你事儿,你走你的吧。露露稍有些犹豫,警官喝了一句:走吧!露露便说:我要付车钱!她两步跑到我身边,从袋里摸出十元钱递给我,压低声音说:告诉我姐妹,是****的,赶紧找人”捞”我。随后,她步态从容地走向了路边一辆警车。
松榆里地下旅馆的这个夜晚,注定了要极不寻常。过了半夜12点,当鲁花要锁大门时,小宋也没回来,这是绝无仅有的。老板懊悔莫及,坐在床沿上,一个劲儿用手拍床板:坏了坏了,怨我,心太软、心太软哪!我劝慰他说,情况还不明,先别急,等等再说。一会儿,小电工拿备用钥匙开了小宋的房门,上来报告说,东西都还在,好像不是跑了。我也替小宋打着保票。老板咬咬牙,亲自下去,把两个没有身份证的住客撵了出来。那两人苦苦哀求:您看这么大的风,黑灯瞎火的往哪儿去?老板吼道:爱哪儿去哪儿去,火车站,医院!都是你们这帮盲流惹的祸,走吧走吧!
喧闹平息过后,地下室所有的屋子都门户紧闭。走廊里悄无声息,能清晰地听到水房的滴水声。一声声,一声声,空寂而凄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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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把经过跟露露的那姐妹说了,那姐妹倒也镇静,只是有些疑惑:没听说最近要扫黄啊?这个露露,准是证件又出了问题。她就是粗粗拉拉,屁眼大得把心都丢了。那姐妹想想,说问题不大,马上就能办,捞得出来捞不出来,得看运气。说完就跑到楼上门口,猛打了一气手机,自去忙着”捞人”去了。
这一夜,我在忐忑不安中度过,凌晨四点才昏昏睡去。小宋和露露的影像,交替在梦中出现,构成一段段古怪的情节。早上醒来,却又一点儿都回想不起来。第二天,又在期待与失望中捱过,两人都是音信皆无。老板吩咐电工,把小宋的东西收拾了,暂存在电工房里。他一整天铁青着脸,总觉得是做了件得不偿失的事。若小宋真的跑了,这花脸乎哨的几件行囊又又何用?我并不太担心露露的命运,她掉脚恐怕不会是这一次,估计自能应付。却猜不透小宋到底出了什么事。跑了,是绝无可能,唯一的可能是失去了自由。不过,他又能犯什么事呢?
地下室里猛然少掉这两个特色人物,一下就失去了生气。我心理上尤其不能适应,觉得同甘共苦的伙伴好像就此不会再见面了。他们两个虽然势同水火,但苦熬无奈之状又何其相似,实是一棵藤上的两个苦瓜。我与他们仅仅认识二十来天,却似共事了许久的同事,他们突然一走,连起居坐卧都变得索然无味了。往日相处的平常细节,丝丝缕缕,都让人怀念。
趁着这个空当儿,好像我应该讲讲我自己了。往事很多,那只是我的一个背景,与地下室实不相干。但有些事,是决定了我今天这种命运的原因,不可不提。我十二年前南下深圳,从一介书生变成公司白领,卖命多年,辗转流徙,终于在海南一家房地产公司站稳了脚跟。老板器重自不必说,而且由于性情投契,两人的关系已不是主仆关系,几经荣辱沉浮,已成兄弟一般,公司产业有我一份,已是笃定之事。
古人常讲”满则溢”,”物极必反”,这鱼龙变化的事真是无道理可言。那几年,海南的房地产盛极而衰,我们无事可做,又没有像潘石屹那样果断移师北上,结果就在原地蹉跎着。炎夏日长,我无以消遣,千金买笑、笙歌宴饮的事,也不多了。一是鼎盛期已过,诸事要顾及长远,不能有今天没明天的胡来;二是经济萧条下去,三陪素质也大不如前,有的竟就是三家村的野雏儿,放下锄头就进了欢场,令人无甚胃口。忽然一日,路过书店,进去逛逛看,竟有久不见汉官威仪之感。随手购得几本,回来后竟读了个昏天黑地。想我当年也是嗜书如命的人,读得痴了,竟不知外面世事已经变化,人人都在捞钱,我居然能关门写诗,想着做捞什子北岛顾城第二。直到老婆忍无可忍,移情别恋,与一笃实汉子定了山盟,要去共创小康,跟我摊牌谈离婚了,我才如梦方醒。男人之痛,莫过于此啊。我激愤之余,胡里胡涂就下了海,从此手不碰卷,只拜孔方。一晃儿十年过去,我既视婚姻为畏途,又把那读书看成是天下第一蠢事。虽未自己打下一片天下,却也享尽浮世繁华。中间妙趣,这里已不宜再说了。总之是孑然一身,花天酒地,就这么做了个快乐的王老五。
待伤痛渐愈,十年后重新拾起书本来读,竟有一种重生的感觉,尤其那日本的小说,委婉细腻,韵味深长,伴我度过了很多无聊时光。我在公司是元老,半个家由我当着,行事古怪已无人敢于指责。即使老板对我,也格外宽容。于是我身在曹营心在汉,重新做起了文学梦。上班时间,堂而皇之,或写小诗,或写散文,试着到当地媒体一投,竟每发必中。我欣然面有得色,不知这不过雕虫小技耳,却以为是天生我才。偶有斩获,便向职员吹嘘一番。那些年轻职员懂得什么,又惧于我的权势,自然附和说好,我便越发的不知斤两了。
直至有一次,我浏览报纸,忽见大作家退之先生要来给文学青年讲课,便头脑一热,想去一睹名人风采。当下打听好了时间地点。某晚,命司机载我去学院,混在青年学子当中,聆听了退之先生的一堂文学讲座。不想,先生的一席慷慨之辞,竟造成我命运天翻地覆的变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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退之先生侃侃而谈,不因听众大半是年轻人而轻慢半分。话题不知如何,就转到有偿报告文学上去了。先生语气骤然激愤,他说:自古以来,文章乃担道义之事,谁见过有拍马文章能流传下来?诚然古人也有干谒权贵事,但就是诗圣杜甫的《大鹏赋》,也难以流传。至于给富人写拍马文章,更乃骇人听闻。文章书册堕落到此,不如直接去印钞票。古今中外,名著万种,诸位听说哪一部是为富翁唱赞歌的?文人既然从文,当是不屑于龌龊事,如要龌龊,又何必舞文弄墨,直当婊子去算了。
先生虽不是在说我,不知为何,我在底下听得如坐针毡。忽然觉得文人之伟大,简直顶天立地,只逼出我那西装下面的”小我”来。先生演讲完,学子们蜂拥而上,东问西问。我两手空空,无以为敬,只好挤上去,双手递上名片一张。先生接过,看了,貌谦而实倨,微笑道:对不住,我从来没进过什么公司,也就没有什么名片可送你。我听了,顿时无地自容,以为眼前就是鲁迅再世,红了脸,支吾两句,便落荒而逃了。
那晚回来,我失魂落魄,晚上竟一夜未眠。先生之高风亮节,衬出了我的渺小。不要说那些狭伎风流的事,就是我洋洋得意的办公室谋略,也不过都是小人的龌龊。现下的所谓公司,大多其实是小朝廷,老板坐上大班椅,感觉就是在做皇帝。而职员就是一群没有脊梁的臣子,靠溜须拍马谋碗饭吃。我历练多年,已深谙此道,知道老板的痒处在哪里,知道什么场合说什么话。先是鞍前马后,夹着尾巴做人,其实不过是办好了差,不忘表功;办砸了,则死不承认,能推责任就推,推不掉就强调客观。老板生性粗疏,懒得过问细事,竟事事都交给我办。我小心从事,决不违拗,总哄得老板高兴。也有那个把耿直的职员,觉得老板的某些决策,实在低智,免不了要发些牢骚,传到了老板耳里,下场就是走人。而我韬晦有术,几年间就做到了一人之下。有那不知深浅的后来者,以为取我而代之易如反掌,视我为晋升途中最大障碍,每每为了邀宠,便向我发起攻击。我则先行忍让,从不逞匹夫之勇。待挑衅者以为我不过尔尔,则不免大意,行事必然乖张,露出些破绽来。我则无意间向一二同事稍稍提起,有那好事者,便会跑去向老板报告。老板来征询我的意见,我这才施展反击,痛陈此人之不可靠,对手的结局可想而知。如此,屡试不爽。久而久之,职员都知道我一手遮天,想邀宠是不能绕过我的,于是纷纷向我示好,我则将他们收为心腹,或给予好处,或帮忙遮掩过失。职员们自是感恩,在老板面前,只说我乃是少有的好人。老板越发认为他没看错人,我这宰相也就当得更自在了。从此大家不再叫我副总,而改称”某大人”。我心里只笑,大人之所以是大人,不过是多读了几本中国宫廷史罢了。
上述种种,现在想来,都是我年轻时最痛恨的小人行径。现在,我不以为耻,反倒沾沾自喜。人要堕落,为何竟如此之快?想了一晚,早上,我叫来司机,载我至海滨,看了大海碧涛良久,终于问自己:人,怎样才不算枉活一世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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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那以后,我订了《读书》杂志和《中华读书报》,开始了思想回归的历程。九十年代的后期,有几个词是知识分子文章中出现频率最高的,比如”人文关怀”、”精神家园”、”坚守理想”。这些东西,打中了我的思想软肋。我想,我的精神,确实脱离了家园,游荡得太远了。我们这个公司,在九十年代前期,曾在三年内,折腾光了2700多万资金,最后换来的是一片荒草地。这些钱,没有一分钱是劳动创造出来的,都是公司通过各种乌七八糟的手段借贷来的。当我跳出了商界这个圈子来审视我们这群人的时候,确实惊出了一身冷汗。我们根本不是什么先进生产力的代表,而是寄生虫。2700万不可能是银行凭空印出来的,而是有人一元一元地用劳动创造出来的。我们把它变成了银行呆帐,变成了杯盘狼藉,变成了一片荒草。我们当初的注册资金是假的,可行性研究报告是假的,我们的经济活动整个都是假的。在挥霍掉2700万的日日夜夜里,只有荒淫无耻,才是真的。
退之先生唤醒了我的良知,一种人文主义情怀在我心中滋长。我每天仍在上班,做计划,发指令,职员们看不出有什么异常。但思想的风暴始终在酝酿。直到有一天,我在电视里看到一则公益广告,得知只要肯出手捐助200元钱,就可以使一个失学的乡村孩子上一年学。风暴终于摧枯拉朽地袭来。我拿过了计算器啪啪按了几下,得数让我目瞪口呆:我们挥霍掉的2700万足可以使13万5千个失学的农家子弟读一年书。我是个因为文革而少年失学的人,又是个在穷乡僻壤呆过的人,精神上嗷嗷待哺的苦难滋味,终生难忘。我知道那意味着什么。有那么一段时候,我耳边总是恍惚能听到13万个孩子的饮泣声。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,但就是挥之不去。我无法想象2700万变成现金能有多大一堆,我只知道:我们已经罪恶如山!
终于,我跟老板摊牌了:我要走。既然我已知道了罪恶,我就再不能与它共处哪怕是一天。老板当然无法知道我的思想变化,他掩饰不住惊奇,说:你干嘛要走?这公司不就是你的么?你要到哪儿去?你还能干什么?我说:我要去北京,我要去搞文化。老板说:在公司你有房有车,我待你像亲兄弟。这两年是不大景气,但我们的艰难期马上就要过去,好运就在眼前。我问你,你到底要什么?我说:人各有志,并不是你对不起我。我此去决不是为了钱。我私人帐上还有若干,实际上是你帮我赚的,公司现在需要钱,我还给你,只留下机票钱就够了。老板拍案大怒:你疯了!你到北京靠什么生活?我说:北京我有朋友。老板气得站起来又坐下:你,你,你老糊涂了,朋友还靠得住吗?我说:我相信靠得住,我们是二十多年的老朋友了。老板无言良久,突然爆发了:好,你走吧!走啊!我不要再见到你!
19
在海南那段生活的最后一年半,我思想上的冲突和对人生意义的考虑,远比上述的要复杂得多。在九十年代,受人文主义感召而放弃商界位置,甘冒清贫生活的风险投入文化事业的,不能说绝无仅有。但我知道是极其少见,且不能为人所理解。
我走的时候,完全是低调处理。老板未再挽留,也未在公司宣布我的离开,一切都像只是出一趟长差的样子。我遵守了我的诺言,把我的存款转给了财务部,作为我临时借给公司的钱。直到最后一天临下班时,职员们还在频繁地向我请示工作。是啊,多少年来我已是公司里的灵魂人物,是机器上的主轴,所有的人都无法想象,没有我,办公室该怎样运转。最后一晚,我坐在别墅凉台上,听着芭蕉树叶在暗中悉簌作响,许久不能入眠。
第二天一早,我只叫了司机来送我,他憨厚寡言,跟了我多年,这次似乎察觉到了什么,一路上闷闷不乐。在机场,托运完了行李,我跟他作别,他问:什么时候回来?我说:说不上了。他欲言又止,最后终于问了一句:副总,你没有什么事吧?我忽然有些伤感,握了握他的手:兄弟,回吧!
带着近乎悲壮的绝决心情,我飞向了北京。我知道,这一次是净身出户了,前程多有不可预测处。我所有的财富,就只是心里火一般炽热的人文主义信念了。
但万万没想到的是,我到了北京还不到一个月,就陷入了绝境。不要说实现人文主义理想,连容留我的寸土之地都很难再找到了。
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我在北京的两个朋友,老黑和老白。他们是我在八十年代认识的,当年都是年纪相仿的文学青年。我在南下深圳之前,曾去北京试探过出路,与两人过从甚密。这两人,可说是”老北漂一族”,那时我们共过一段患难,试图用文学换饭吃。我们给当时还健在的大诗人艾无双、冯独秀办过创作生涯研讨会,也去挨门拜谒过各大杂志的主编大人。我南下后,与他们的联系一直未断。我在海南如鱼得水时,他们还在北京苦苦地漂着,执着地要在这个文化之都踢开一扇门。两人中我与老黑走得较近,每次去北京出差,总要去看他,尽其可能为他提供我所知道的用文化能够谋生的线索。到了九十年代末,情况有了变化,两人突然间暴发了。老黑注册了一家公司,玩了几次资产重组,把河北一家奄奄待毙的国资老矿收归名下,成了个有亿万身家的大老板。老白从承包报纸版面开始,进而做书、买电视台广告时段,斩获甚丰,也是一俨然小富。
我在决定去北京之前,他们早就数度在电话里邀我前往,以共襄大计。提起当年我们借住在单位单身宿舍里,彻夜连床而谈的往事,都不胜嘘欷。老白说:你来吧,我正好承包了一个文化杂志,你来当主编,咱们搞他个中国的时代周刊。老黑说:你早该来,在南方混什么,我这里钱虽不多,包下哥们儿吃住不成问题。你我谁跟谁?明天我去方庄小区,给你租一带钢琴的房子,没事你就弹钢琴玩吧。老黑和老白承诺的两件事,我反复在电话里与他们核实,直到我认为即使里面有百分之五十的水份,情况也不至于太糟时,我才下了最后的决心。
我的这一赌实际下得是太冒险了。我一是完全低估了他们在北京浸淫多年,所沾染的八旗遗风程度。有骆驼不说牛,满嘴跑火车,就是对此最形象的说法。二是完全低估了商业伦理对人心的改造,他们中的任何一人,都不再是当年颇有热血气概的文学青年了。实际发生的情况令我椎心刺骨,到今天都不愿过多提及。简要的情况是:老白的时代周刊根本还没谈下来,而且即使谈下来,他也只占小小的一股,左右不了人事权。从我到北京之日起,就没见过这周刊编辑部的大门是什么样子。老黑的态度也很古怪,把我接到一个二星宾馆,说:这老板是咱哥们儿,你先住着,我已经交了半月房钱,完了你让他找我要。方庄的那房子,嘿嘿,我这两天周转有点问题,你先绷一阵儿。然后两人就踪影全无了。老白说,他正抓紧”跑部”,争取把周刊拿下来。老黑说,河北的老矿工人情况不稳,他要去安抚安抚。把我一个人撂在二星宾馆,天天看窗外的永定门车站过火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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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一开始完全没有意识到潜在的危机,即使我事先设想了一万种可能,也决不会想到是这种状况。头几天,我还优哉游哉地到处访亲拜友,有时候去故地重游,看看八十年代住过的老地方。十几年过去,物是人非的感觉很强烈。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我在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个姐们儿,她叫潘婷。当年只不过是个初出茅庐的报社记者,后来到英国牛津去晃了一晃,回国后干起了一个好行当,专门培训CEO。眼下已颇有知名度,即便大集团的老总在她面前,也要虚心聆教。潘婷早年是清清秀秀的一个女学生模样,现在已经变得异常干练,商界的机巧似乎都在她的股掌之中。她现在诸事顺遂,为人妻母,豪宅别墅置下各一套,自己开了辆宝马车,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走运的人。潘婷有一天请我吃饭,连带着叙旧,席间她有一句话我至今不忘。是我先客套了一句:如今你是大忙人了。潘婷淡淡地说:可不是,下了班也要应酬。都是国际大公司的老总,不去总不好。我问:活动很多吗?她摇头:一般的我不会去。想跟我交往的人多了,我都对他们说,不开奔驰的,不要来找我。我不由一怔,潘婷笑笑说:你当然不同,我们永远有共同语言,我愿意跟你聊文学。我叹道:潘婷啊,咱们是两个阶级的人了。潘婷就说:什么阶级?我不这样认为。不开奔驰,确实就不在一个档次,没法儿谈。谈到我此行的目的,潘婷很羡慕:搞文化,写作,多好啊!我现在还停不下来,不过我现在所做的一切,都是为了将来能安心写作。我说:那好,但写作也要不了多少物质基础啊。潘婷略想了想说:人哪,上去就下不来了,我不能想象靠一千多块钱怎么过日子。告别了潘婷,我在想,在我们这时代,像她那样幸运的人能有多少?
我在永定门宾馆窗口数了无数辆火车,给老白打了无数个电话。回答永远是:再候候,快啦。老黑好像始终在河北老矿没回来,手机时开时关,不容易联系。有一天,我从外面回来,叫服务员开门。服务员说,你这房早到期了,我们老总说,没他的话,不能开门。我打了宾馆老总的手机,问他:你什么意思?撵我走吗?撵我也得让我拿出东西来呀。宾馆老总说:不是那个意思。老黑只交了十天的房钱,这人就不露面了,怎么回事啊?我这宾馆是有上缴利润指标的,时间长了我也受不了,你还是催催吧。门马上就能开,可明儿又怎么办?我给老黑打电话,手机关机。给老白打电话,老白说:老黑这事儿怎么办的,等他回来我跟他碰碰,你再忍忍。我挂了机,明白自己是掉进陷阱了。两个朋友,谁也不会对我的现状负责了。只是我搞不明白,既然如此,当初为何热情邀请我来?难道说话是不用通过大脑的?或者是他们纯粹想让我来看看他们今日的发迹,就算完了?
这一夜我想了很多,海南公司老板的话始终在耳边回响:你疯了,朋友还能靠得住吗?是啊,我的弃商从文,竟是这样一个结局,问题出在哪里?
第二天一早,我走到永定门桥上,望着上班的汽车和人流,终于明白:在这个一千万人口的都市里,我已经被遗弃,无人可以再帮助我了。我当初放弃了公司,实际是放弃了我自己争到的一席生存之地。它无关道德,只是个现实问题。现在,我的脚下不再有那一片坚实的土地了。我现在是站在了流沙上,沙子随时要把我吞没,能救我的,只有我自己,只有我的意志与七尺之躯。对文化的膜拜,是因为我长期在商界混而产生的一种错觉。文化是不是有那么美好是一回事,但像我这样把生存的问题忽略了,把前程寄托在所谓友情之上,才是不可原谅的幼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