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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我在和潘婷闲聊时，多少还带着点儿悠闲心态。几天之后，我才真正看清了自己的处境，知道了自己将赤裸裸地抵挡漫天的风雨。绝境唤起了我内心一种近乎原始的求生欲。在永定门桥头，我知道自己已经是一个被庞大的都市社会甩出来的人，必须在一天之内做出决定，我该怎么办？
当一切成为往事之后，当我在这里平静地叙述这一切时，也许可以冷静地分析，我那时的抉择有哪些得失。但是身处旋流之中，每迈一步，或是生，或是死，一个人怎能有充分理性的思考？一切都在原始状态下进行，我几乎是依靠本能在行动。
当然，也可以说，当时我还不是处在渺无人踪的荒岛。我可以向老板说明真相，再回到老地方。我也可以想潘婷求助，先获得一个喘息之机。也许今天看来，这两个办法才是明智之举，但在当时我恰恰就没有那么做。为了自尊，也为了尊重他人。我固然在一夜之间成了失败者，但我决不能给老板留下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形象。我知道，我深深地伤了他的心，我所遭受的厄运就是对我的惩罚。对潘婷，则要更复杂一点。多年来，我们互相尊重。我一直感到，她对我来说，更像一个成熟了的邻家小妹，一个久别重逢的中学旧友。一种不带杂质的相互信赖让我们心里熨贴。她傲视她周围圈子里的某些大人物，但与我却保持着精神平等。我极为珍视这种完全超脱了功利的友谊。我当时根本就没有想到向她伸手借钱，或打什么依附于她而发财的主意。之所以如此，除了自尊以外，后来我想，最重要的恐怕是为了在心里保住这样一份纯净吧。
就这样，我开始了本文开头的那种经历。从安定门打车把东西运到松榆里地下之后，我数了数口袋里的钱，只有一千多一点儿了。海南带来的手机卡费用也马上就要用光，我停掉了手机。从那天起，熟悉的人谁也再找不到我了。
我余下的只有一个念头：要找工作。时间是春节刚过，并不是谋职的好时机。我把此次滞留在北京的时间定为两个月，因为我靠这点钱最多只能维持到四月下旬。在两个月内要是一无所获的话，就只能向命运低头，去做自己最不想做的事。
我第一次感到，命运给予穷人的机会是何等的少。这世界永远是富者愈富，穷者愈穷。《百万英磅》里面的奇迹是不可能变为现实的。每一笔小小的支出，都像绞索一点点在勒紧我。我写了简历，要自己掏钱去打印，要买报纸来查找信息，要打公用电话去询问单位的用人要求。这些事情，过去在公司的时候，我的概念里是根本不要钱的。而今天，就是这么一点点支出，就让我像剜心一样痛。我只能维持一个表面上的镇定，内心里每时每刻都在翻江倒海。看着地下室里的灰色人群，我想到，我不过才过了几天这样的生活，而那些人，是常年累月这样熬过来的。是什么信念使他们能把这种非正常生活当做正常日子来过？这种没有希望的人生也能算是人生吗？
精疲力尽地跑了几天，我很快明白了形势的严峻：像我这样年纪的人，正在成批地被逐出社会主流。没有过硬学历，没有电脑技能，没有三十岁的好年龄，想在这个高歌猛进的商业社会里找到一个哪怕是最卑微的位置，也是梦想。我去过几个杂志社，写过一些策划书递上去，一些精明或昏庸的办公室主任接待过我。我看到的，只是惊奇和怜悯。环视那些杂志社阴暗的办公室和破烂的桌椅，我不由得想起我在海南的公司，觉得现下的情况很荒诞：我是为了精神的尊严而离开海南的，却为什么要千里迢迢跑到这样破烂的地方来看人脸色？有什么必然理由要来承受这样的屈辱？难道是有人逼着我非这样做不可吗？”正义”、”人文”、”精神家园”，现在还有谁能来帮我摆脱基本的生存困境？我就像鲁迅所说的鲜虾，被投到滚水里，结局只有活活被烫死。
退之先生，你害我不浅！你现在可以优游卒岁，因而说一些激愤之辞是不用付代价的。如果谁真诚地听信了你正义的感召，离开了”罪恶”，那就是我今天的下场。你的说教，你的大作，现在能帮我什么忙？现实比一叠纲领更有说服力，我不是不能忍受艰苦的环境，我不能忍受的是这求助无门的冷酷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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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样断断续续跑了一个多星期以后，我意识到，再跑下去是徒劳无益的。无非是再多看几张冷漠的脸，多忍受几回不耐烦的白眼。每天回来，从潘家园站下了汽车，走回松榆里的路不过才两公里，那坚硬的柏油马路却漫长得没有尽头。如果每天能回到温暖的家，那无论多么繁剧的奔波可能都会烟消云散。然而，我只能走向地狱般阴冷的囚室。外面有阳光，但是你却找不到一个可以歇脚的地方。地下室里可以安顿你的身躯，但四堵无窗的墙有把所有的希望隔在了外面。
一星期后，我终于停止了奔跑，从一种赌气的状态中冷静了下来。我认真分析了跑过的几个地方，得出了一个结论：如果我能够得到普遍的赏识，那么跑十个单位与跑一百个单位效果是一样的。如果我真的成了百无一用的废品，我就是跑上一百个单位也没用。我跑过的几个地方，是经过挑选的，成功的可能性最大。但能否被录用，变数实在太大了，甚至，连主事者当天心情的好坏都能决定我的命运。”一切都是天注定”，汪明荃的粤语老歌已经唱了十几年，今天，我觉得它是千年不易的真理。
所有的地方都没有拒绝我，也也都没有回音。我叮嘱了鲁花，凡我的电话一定要马上叫我，我不在，就一定要问明对方是谁。可是，北京，这个巨大的深水潭，好像永远不会因我而泛起一个涟漪。我渐渐地平静下来，如同判决了以后的死囚。一种奇怪的安宁从我心底浮起来。每天，我不再期待那个将不知从何处打来的救命电话了。这个庞大的城市，你就欢乐吧，滚动吧，喧嚣吧！我，一个疲惫而衰老的外地人，匍匐在你的地底，正慢慢地被腐蚀，直至死去。
我想，死，也不过也就如此了。临死的人，还能比这更绝望或更痛苦吗？一个儒雅的人说过，人生有大休息，有小休息，死就是大休息。我一生中用来奔跑的时间太多了，今天就好好地休息一下吧。中午，和暖的早春阳光普照在松榆里静静的小街上，我在人行道上慢慢地走着，看着那些从身边匆匆走过的中小学生。生命在他们身上才刚刚绽放，他们不会想到，几十年后，也会有同样的厄运降临在他们开始衰老的躯体上。他们在兴致勃勃地朝前走，世界是在他们的前方。我在他们后面缓缓而行，我已耗尽了气力，世界是一个在我身后很遥远的过去。所有的憧憬与欢乐，都变成了远去的尘土。
前面有一个商场。旁边有一个小小的新华书店。我走进去。书架上，有一排精装本的外国文学名著。我用手慢慢地抚摸着它们光滑的书脊。一个个亲切熟悉的书名跳进眼帘。它们是老朋友，是我精神上的老相识。我在内心跟它们打着招呼：喂，你们还好吗？我的手停在了歌德的《浮士德》上面。这是一本我年轻时没有来得及读的书。我们在繁华的人世匆匆而行，错过了一些好风景。我们前行，至今毫无收获，却永远错过了这样不能再现的好风景。现在，我可以休息了，我要来做那些永远来不及做的事。我抽出《浮士德》，买了下来。一本已出版了六年的书，静静地躺在小书店里，满是灰尘。今天，它落到了最应该得到它的人手里。我要休息，要看一看，那位孩子气的浮士德博士把灵魂抵押给了什么样的梅斐斯特？
回到小区院里，在石凳上坐下，膝盖上放着又厚又重的《浮士德》。院子里黄色的迎春花开了，开得有些惊艳。在光秃秃的树枝上生出这样多绚烂的花朵，真是美得有点凄凉。孩子们陆续从水泥路上走过，上学去了。多少年前，我也有过这样的年华，有过这样无忧的笑。那时的阳光，也是这样灿烂吗？一个学前儿童从不远处她的奶奶身边跑过来，坐在我身边，稚拙的手拿着一本彩图读物。她极其认真地在一遍一遍地念：”我爱我的祖国，我爱我的。。。”朗读声颤抖而清脆，在春风里飘。良久，我听见小女孩在对问我：”老爷爷，你为什么哭了？啊？”
我收回神来，连忙抹了一下眼角，说：”孩子，爷爷是高兴。你念吧，念吧。”
小女孩有些焦虑地拉起我的手：”爷爷，你回家去吧！”
我心里涌起一种宏大的慈爱，抚着她的头：”孩子，爷爷的家，远啊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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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宋和露露离开地下室的这些天，是我精神上最为困顿的日子。当”等待”成为活着的唯一要义时，时间的推进是没有意义的。每天都是一样。我期望能有令人狂喜的消息传来，也恐惧最后等来的只是个终极判决。所以，我既渴望那一天早点到来，又希望它最好慢点到来。这种矛盾心情，我没法说清楚。支撑我熬过来的，是我每天必做的两件事：看《浮士德》和端详我过去的女友亚倩的照片。它们，把我带到了一个另外的时空。
亚倩的真名其实不叫亚倩。当年她只有24岁，是个活活泼泼的小女孩，现在算来应该是36岁了。她嫁了人，生了个儿子，仍是个”朝九晚五”的上班族，为了女人的自尊而忙忙碌碌。她的名字很美，跟那时她给我的感觉一样。她叫清逸，我想，现在公开讲出来也无妨了。这个名字，我有时会在万籁俱寂的夜里在心里呼唤它。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我给她照了不少照片，留下了她最美的时刻。在我床头镜框里镶着的，就是当年在深圳湾一块小草坪上照下的。南国下午的骄阳，棕榈树，清逸的长发与欢颜，现在看起来真是天国的景象了。那时我们手携手地沿一排欧式铁栅栏走向海边，我一个三十多岁的人，竟欢快得像个孩子。我想，我后来始终未离开南方，潜意识里就是为了她吧，尽管已没有了任何意义。我不过是想，这样离那段生活能更近一点。现在，我的小清逸已经是中年妇人了，我不能想象，娇小玲珑的她，变成妇人后会是什么样子？我们都已经老去。青春飞扬的时候，是想不到会有今天的。
《浮士德》也是能够安慰我的一个伙伴。我慢慢地读它，走进了一个奇诡的世界。我的灵魂，从一个狭小逼仄的空间脱离了出来，遨游于天际。我在揣想：能写下这部大部头的人，能译出这本书的人，他们在书写时，是怎样的一种心态呢？能如此执着地探索心灵的游离与归宿的人，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富翁。他们奢侈得起。是他们用优雅的智慧，点破了人类的悲剧–梅婓斯特这个鬼精灵的恶魔，带了天真的浮士德在走。眼盲的浮士德耳里听到的是壮丽的开掘之声，他永远不知道，从他脚边到天边，铺开的只是一无所有的荒凉。
日子慢慢在捱。水房里的滴水声好像是人血管里的血在一滴滴流光。我度过的是一些没有白天也没有黑夜的时光。
隔壁的两个唐山小伙子理解我的苦闷，常来打听：宋哥有消息吗？我注意到，我住进来不过短短几天，两人的脸上竟有了些许的风霜感。某日傍晚，那个大的忽然兴冲冲地来找我，拉住我说：老总，我们做了饭，走，一块儿去吃。我不忍心，连忙推拖道：你们吃，我等下出去吃。小伙子不由分说，拉了我就走。小屋里，电炉上炖了一小锅菜，浓浓的肉香溢到走廊里。我很惊讶：怎么，改善了？小的那个站起来，喜极而泣的样子说：老总，我们拿到钱了！我们拿到钱了！我也很高兴，忙问道：是有业绩了吗？大的说：不是。是做满了三个月，有了底薪了。我问：有多少呢？他们答道：四百。我说：不错，要是一直没业绩，也给开吗？大的脸色有点黯然，摇摇头说：不是，再有三个月没业绩，我们就只能走人了。我听了，默然无语。两人没有察觉我的心态，很热情地拉我坐下，劝着：来，别客气。多香啊！这顿饭，我没有吃多少，只推说晚上还有饭局。他们频频地给我夹肉。我边吃，边就有些哽咽。他们，这是在吃自己的肉啊，而我。。。我放下筷子，一口也吃不下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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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小宋失踪四天之后，我才忽然想起，应该跟河南人老阎说一声。老阎仍然是一边开着车一边接手机，他说：你那朋友，说好的跟我联系，怎么人影都摸不着啦。可急坏人了。我只好掩饰说小宋临时回家了。老阎说：这么办事可不行，事都耽误完了。前天有一台湾人，看好了牛扒城项目，要谈。嘿，人都找不着！人家说了，和这样的人还怎么谈合作，算了。我说：算了就算了吧，就算你看我面子白忙一回。人都有三灾八难，谁都绕不过的。老阎很警觉：老兄，咋这消沉？不是有了难处吧？我说：哪的话，没有。老阎说：你我虽是新交，可不要见外，是不是缺钱了？缺就说话，借给你我放心，借给别人那就是白送。这北京城，我就没遇到一个还钱的。我说：我不缺，我缺的，你也不见得有。老阎笑了：你呀，天马行空啊，我这思维跟不上你。得，哪天咱北京饭店喝咖啡吧。
小宋错失了一次机会，但我还是为他庆幸，老阎不是在应付。难得他在大生意的空隙中还留意了这件小事。大奸大恶我们见的多了，已经不以为怪。人的小小一点善心，反而让我们不大敢相信。我想，只要有老阎的这份心，小宋的成败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。也许，他能撞开的唯一的一扇门，就在老阎这里。
我不由想起了老黑，心里痛。在等待录用回音的时候，我抽空去了一趟方庄小区。我想要看看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了不得的许诺，值得老黑背信弃义一回。看过后，却很失望。这里好像也是个拆迁安置区，并不是什么豪宅。看样子修起来已经有些年了，房子略旧，草坪也不干净。我懂了：老黑并不是因为承担不起吹牛的代价而食言的，而是根本就不想兑现这诺言。哪怕就是市郊的一间平房，他也不会为我白白掏钱的。如今，朋友也要有用。可是，老黑过去，并不是这样的。80年代的时候，拿到一笔小小的稿费，他都要和我还有老白分享。那种有福同享的喜悦，是可以掏出心来的。现在，在他名下说起来有2亿多的资产，一日两餐吃在外面，每顿起码要两百多，他却不会再为昔日的朋友割一片肉下来了。
我已经不再耿耿于怀了。老黑，就让他守着自己的奶酪沾沾自喜吧，他还不懂得什么叫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。他也许以为，财富可以万年，良心一钱不值。可是，他这种人，哪里会想到，在我们这个国家，还有哪一家哪一户，是今天还能靠着五十年前的财富过日子的？
我走在方庄开阔的马路上，心情渐渐好了起来。一种处境，你可以用另外的眼光来看。我固然是前有险阻，后无退路。但在这个不知还有多长时间的等待中，我也是个完全超脱了的人。我不用向任何人负责，我没有任何社会身份，我不用向上司谄笑，我不用”朝九晚五”地奔走，我还可以在路边铺张报纸，无牵无碍地晒太阳。我是自由的。这就是自由啊。”自由”这个词写在纸上的时候，是何等的美好。那些曾使我心仪不置的的少壮学者们，你们所说的自由，它不在别处，它就我这里。我正在尽情地享用它。
我现在唯一的牵挂，是小宋和露露的命运。这已经是春天了，阳光很美，杏花和梨花次第开放，就像朦胧的云团飘起在墙头。路上的陌生行人都没有什么心事，他们的脸上有微笑。你们两个人，此刻能看到这些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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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天，那不是我命运发生转折的一天，但是我始终觉得从那一天起，我开始发生了一些改变。早春的北京，天很蓝，看起来是没有尘土的。上午，我走出小区，要去使馆区北面的京东大厦去面试。一家由公司包下来的杂志，我今天要见的是公司的老总。
在长城饭店下了车，过天桥，到京东大厦只有几步路。我在公车上，一路打了无数遍自我介绍词的腹稿。但是，当我走进京东大厦时，我就知道了，这次面试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。我完全来错了地方。就像一句俄罗斯谚语说的那样：大象走进了瓷器店。大堂里，电梯上，出入的都是二、三十岁的白领精英。因为日常环境的熏陶，神态全不似凡人。在严酷的商业圈里，35岁以上的基本就是废物了，我这个等量级的，等于是老爷爷，恐怕只有管理这个大厦的老总才会与我相仿。
公司在二十几层楼上。穿过几个办公室，我被带进了总经理室。房间里的气氛我很熟悉，华丽，优雅，坚实。老总是个年轻人，温文尔雅。他把我的简历找了出来，看了一会儿，提了几个问题。比如，能否掌握电脑，有否发行网络，组稿能力如何，有何前瞻性考虑之类。我回答完毕，见他脸上稍有失望之色。斟酌了一小会儿，他说：这个杂志，过去投入的太多，现在人手不能加多，却要咸鱼翻生，全面提升它的状况，所以需要有一个前卫的、多面手式的主编。他顿了一下，接着说：显然这工作不大适合您。我刚要说话，他却又说道：我决定请您来面试，不是因为您简历上的情况符合条件，而是太不符合我们的要求了，所以引起了我的兴趣。我昨天在想，您来求职，一定是有您的把握。我敬佩您的勇气，所以想过，只要稍稍接近我们的条件，我就会优先考虑您。但是。。。我打断了他，说：我理解，我过去也是坐在您这种位置上的，但是我没有您宽容。他笑笑，说：您别太失望，北京的机会多。不过，您让我悟到了一些新东西。我刚要起身告辞，他忽然又很诚恳地说：咱们说一个题外话，我对您这个年龄的人，不怎么了解。我家里，我的同事，还有我过去的老师当中，都没有您这个年龄的人。我有时候想呀，不知道你们这一代上哪儿去了？我反问他：看过《骆驼祥子》吗？他疑惑地点点头。我就说：这一代，都在长安街蹬三轮呢。他一愣，双手撑着大班台，仰头大笑。笑罢，起身与我握手道：谢谢，认识您，挺高兴。他将我送出总经理室，跟办公室里一位胖胖的小姐低声说了两句，便对我说：好吧，老同志，回头见，让我们的于小姐送送您。走到电梯口，我对于小姐说；姑娘，您就甭送了。于小姐友善地一笑：我得送您下去，老板的话，我得执行。下到一楼，我正要跟她告别，于小姐却指了一下另一边：老先生，您这边走。她带我走过一个玻璃走廊，拐了个弯，不像是通向外面的样子。我就问：我们要到哪儿去？于小姐说：老板说了，您这阵儿回去，准赶不上饭时，让我带您去吃工作餐，完了再走。我停下了脚步。小于有些惊异：怎么啦？我此时也在想，是啊，怎么啦？我的尊严不想去，我的胃却很高兴。好吧，好吧，我继续向前走去。
这是我从来没见过的白领食堂，比麦当劳也差不了多少，白领们排着队，从领餐台前依次走过，挑选自己想要的菜和主食，最后还有饮料—-牛奶、橙汁、可乐、豆浆，可以任选，然后在收银台刷一下专用卡，就结了帐。
我端着满满一托盘食物坐下，小于也端了自己的一盘坐在我对面。我吃得比较快—-自打住进地下室后，我还没放开肚子吃过，包括露露请我的那回。小于吃得很斯文，泛泛地跟我聊着，哪里人啦，住哪儿啦，什么时候到北京的，等等。我已经吃完了，撕开纸巾刚要擦手，忽然心里涌起了一个我一生中最卑劣的念头。我问：小于啊，这顿饭不是您掏钱吧？小于说：不是，我拿的是公司专门接待外人的卡。我说：那我就。。。再吃点儿了？小于迟疑了一下，满面笑容地说：您看，我都忘了这个碴儿了，我再给您打点儿吧。
饭后出来，在大堂里，小于跟我握了握手说：老先生，您慢走啊，有时间再来。我说：姑娘，谢谢你了，也谢谢你老板。我不会再到京东大厦来了。小于眨着眼，站在那儿没动，一副非常纳闷儿的样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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走出大厦，来到路口，东三环上正气势磅礴地涌动着车流。我看见了路对面有一座坚实墩厚的大厦，透出不事张扬的富贵气。潘婷的办公室就在那里面。它叫什么大厦来着？莱温斯基酒店？莱温斯基大厦？不，不对。人老了，弦儿也调不准啦。我远远地看着它。我知道，它楼下的小花园入口处有一块牌子，写的是：专用花园，非本店住客请勿入内。没有岗哨，没有铁丝网，所有的门都是温柔地敞开的。但是，你不能进。
我走上过街天桥，俯在栏杆上看，莱温斯基大厦仍在我的视野里。脚下车流如水，哪些是潘婷那些朋友们的奔弛呢？从天桥上走过的，都是些漂在北京的打工族。莱温斯基大厦的人，是从不走过街天桥的。专用的路，会送他们直接走进天堂。
我在桥上，忽然想起了一件与此时此地完全不相干的一件事。18岁那年，我在乡下，深秋的夜里蹲在野地里”看青”，也就是守护着已成熟的庄稼，以防被人偷盗。有一夜，天很冷，我蜷在谷草捆的缝隙里，露湿衣衫。谷草的霉味儿浓浓地包裹着我。半夜里，邻队的一个看青汉子找到我，压低了声音说：小伙子，别硬挺着啦，到我家睡会儿吧，没人看见。在黑暗中，汉子摸回了家，叫醒了老婆：别点灯，我把七队的**领来啦，在咱家睡一会儿。城里的孩子，瞧可怜的。朦胧中，他老婆坐起来，但猛地又缩了回去，不好意思地说：我就不起来啦，没穿衣服。接着又吩咐老公：把柜里那条新被拿出来，给孩子盖吧。汉子诺了一声，拿出被子来，对我说：这是来亲戚的时候盖的，干净。你睡吧，天傍亮我叫你。那一晚，我睡得香，新被子浆过的被里散发着香气。那女人的模样我看得不大清，也不过只有二十五六的样子，其实不该叫我孩子的。往事如烟，在繁华的街头，这些记忆猛然地冒出来，毫无必然逻辑。如今，不会再有人叫我孩子了。那个年轻漂亮的小媳妇，也早该老去了。我们都在老去。
那注定了是我忘不了的一天。从京东大厦回来，我去收发室交房钱，之后又坐了一会儿。天完全暖了，大门口的棉门帘被取掉了，暖风直入。收发室里静悄悄的，老板躺在鲁花的床上睡午觉。鲁花坐在柜台后，对着镜子拢头发。她把铁发卡咬在嘴里，专注地看着镜子，样子很妩媚。我拿起一本柜台上的旧杂志来看。这不知是从哪儿弄来的，一本80年代的《读者》，那时还叫《读者文摘》呢。我随意浏览着。鲁花拢好头发，看看我说：念过书的人，就是好啊。我说：有什么好？鲁花说：瞧您啊，不用工作，闲呆着，多好。我说：你也可以呆着嘛。鲁花就笑了：我要是呆着呀，全家都得饿死。我说：我是找不到工作。鲁花说：瞧您说的，您是不想干。这北京城这么大，还能没您干的工作？我一时无言，想起了过去在公司，只恨每天的工作都是枷锁，恨不能永不上班。但是现在，我渴求的就是这枷锁。谁能给我这副枷锁呢？谁能够？
就在这时，一辆出租车停在了门外，不一会儿，大门哐啷一响，一个声音飞了进来：我回来了！
我和鲁花同时站起来，老板也醒了过来。是露露回来了？
收发室门被推开，果然是。风尘仆仆的露露走进来，后面跟着她的那个姐妹。露露看见我，百感交集。她抓住我的一只手，激动中说不出完整的话来：老师，老师呀。。。我连忙安抚她说：回来了就好，是放的，还是捞出来的？露露的姐妹说：亏得您送信儿，都送到遣送站去啦，捞了三回才捞出来。我问：姑娘，在里边，还好吧？露露眼里慢慢涌出隐约的泪光，咬了咬下唇，说：挺好，真的，挺好。就是干活儿。。。就是。。。她突然控制不住，扑在了我的身上，双手死死的抓住我，头靠着我的肩无声地饮泣，声音压抑而又凄楚，一面呜咽着说：我，就是。。。想妈啊。。。想妈。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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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一幕，深深震撼了屋内所有的人。就连硬心肠的老板也为之动容，他在屋里走来走去，不知所措。我和那姐妹把露露扶到椅子上坐下，露露只是抽泣，拿着纸巾擦眼泪。我劝慰道：孩子，出门在外，自己得保重。别哭了，小心伤了身子。老板也凑过来说：就是，别哭啦，不都过去了吗？走，我陪你去洗个澡。鲁花抹了一把眼泪，白了老板一眼说：歇会儿吧你！走，露姐，我陪你去。
露露下去洗澡了，收发室恢复了平静。窗户敞开着，春天的气息涌进来。院子里，有几个孩子在嬉戏，他们在唱着一支很老的歌谣：三五六，三五七，三八三九四十一。。。歌谣声里，生活是和平的。他们处在一种保护之中。我生出由衷的羡慕：谁给了他们这样的安宁与幸福呢？
这一天是值得纪念的。厚厚的棉门帘不见了，冬天消逝无踪。从这一天起，走廊里能听到露露欢快的歌声：辣妹子辣，辣妹子辣，辣辣辣。。。听到这歌声，那些小小的鸽笼里，人的心复活了。地下室的冬眠成了历史。
几天之后，小宋也有了消息。这家伙去的地方跟露露差不多，但原因大不一样。一天，老板接到看守所的一个电话，告知小宋犯了点事，被关15天拘留，到期就放回来。老板连忙问：他犯了什么事？看守人员说：反正不是大事，大事还不早就追到你们那儿去了？是轻微流氓罪。老板接了电话，跟我叨咕着：轻微流氓罪？这小子干嘛了？说着，他瞟了鲁花一眼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悬了几天的心总算放下了。小宋目前的状况虽然不好，但强过下落不明。15天，捞他出来也没有意义。我只在心里咒着他：日你个小宋，害我担心这么多天。轻微流氓罪！是啊，干了什么了你？这回到底谁是伪君子？
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我还是看书，偶或出去面试。其实已经没有意义了，我奔跑大半天，从崇文跑到海淀，谈十几分钟，然后接受宣判，拿回求职资料。我出发时，就能预料到该怎么回来。某日下午，又白跑了一趟回来，走过潘家园，想起了潘婷，在路边店给她打了个电话。潘婷很高兴，说：老兄，隐居到哪儿去了？手机也不开？我说：写作。潘婷说：真羡慕你呀，我眼下还得把生存基础砸实，砸实了才能开始写作。你这是住的哪儿啊？我说：潘家园。潘婷说：怎么住那儿了？我顿了顿说：搜罗点古玩，守着这古玩市场不是方便？潘婷说：古玩？嗳，我说，你是越来越保守了，我刚认识你那会儿，你多像个五四青年哪，指点江山，激扬文字。这会儿又弄古玩了。我叹了一声说：我自己也快成古玩了。潘婷说：这么着吧，我刚弄完一个策划，四天，收入六万。累了，不干什么了。你晚上来我家吃饭吧，晚上咱们聊聊，我爱人不在，你就住下吧。一个人在北京漂，吃不好住不好的。今儿二月二，咱们吃饺子，我这就叫褓姆动手。我支吾着，不知该不该答应。潘婷说：嗳，来不来？你痛快点。我只好说：好吧，我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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潘婷提前下了班，在潘家园古玩市场门口接上我，直奔北三环外她的家。坐在宝马车上，从车前窗看出去，北京真是天地一新，纤尘不染。所有的灰暗一下子就远离了我。宝马就是宝马啊，此刻的潘婷，昂扬而内敛，犹如资深骑手驾着坐骑狂奔。我此刻也有一种巴尔扎克式的豪情：大道如青天，高架路旁桃红柳绿，哪里还有我粉碎不了的障碍？我禁不住赞道：够过瘾的啊。潘婷说：你说这车？没错，启动起动时感觉特棒，但是吃油啊。
潘婷家是那种不带电梯的小高层，房子在一楼，后窗外有个小花园。进门后，没看到屋里有什么豪华饰物，但感觉上却有一股凌人的盛气向我逼来。潘婷说：这房子不怎么理想，缺个仆人房，我只图它位置好。我问：怎么着，是光脚还是换拖鞋？潘婷说：等等，袜子臭不臭？你们这些中国男人真是不可救药。我留学几年回来，中国的厕所都不臭了，男人的袜子还是臭！她叫来褓姆，吩咐找来了一双干净袜子。我脱下脏袜子，褓姆自去处理了。
坐在沙发上，我左看右看，又朝落地窗外张望，一边就问潘婷这房子的基本情况。最后终于明白，那种逼人的富贵气是从哪儿来的了。是地板！深红色，平如镜，光洁如玻璃，我起身蹲下，用手摸着，一边就自言自语：嘿，怎么处理的，这么好。潘婷说：老兄，到我家怎么研究起地板来啦？我看你是越来越迂了。起来吧，喝咖啡。香味儿飘起来，我嗅了嗅，真是久违了。起得身来，我看了看窗外，说：到后花园坐，怎么样？潘婷欣然地说：走吧，自己端着，买一楼就是为了这个。
这私家花园其实也不小，足有40平方，绿草如毡。潘婷拉了两把宜家出的那种怪怪的折叠椅，放在靠窗的小平台上，平台有护栏，杯子可以搁在上面。我说：你要在草坪上搞个太阳伞，摆上铁艺桌椅，多方便，小偷也偷不去。潘婷笑了：你就胡说吧，这里面哪有小偷？此时斜阳照下来，草坪像镀了层金黄的膜。看身边，佳人，咖啡，豪宅栋栋，草坪边缘还有一圈童话式的白色木栅栏，这使我产生了极强的恍惚感。我忽然明白了，潘婷说的”人，上去了就下不来”是千真万确的。我想到这儿，便说：你找我来，是聊文学。可是坐在这样的地方，还聊文学有什么用？潘婷说：你就是爱走极端，大概你一生成也是它，败也是它。我说：不是我走极端，是你走到了极端上。你这一处房就不小了，那套别墅更大吧，还有两部好车，还砸实什么生存基础？你这还不能放心生存，像她们。。。我一指正在给草坪浇水的女工。。。她们怎么办？潘婷说：我和她们没有区别，都是靠劳动吃饭。我这每一块钱，都是诚实所得。所得多少，决定了生活水平。他们有她们的恐惧，我有我的恐惧。她们的孩子上的是普通学校，我的呢，是贵族学校，你知道要用多少钱，将来出国还要用多少钱，不砸实行吗？这时，我忽然想起一件事，就问：你这三房两厅，我今晚住哪儿？睡书房吗？潘婷说：书房褓姆睡。我说：让我睡客厅？潘婷一笑：睡我儿子房间。我说：让我和你儿子挤一床？潘婷乐不可支：我这回相信你还是个王老五了，真省心哪。我儿子上的是贵族学校！礼拜天都难得回来。我慨叹道：朱门，你这才是朱门哪！潘婷撇撇嘴道：我不过是劳动所得，不像你们，贷了款花天酒地。
晚饭是普普通通的家常便饭，饺子很香，使我感到，不管有多少资产，潘婷还是活在人间的。乖巧的山西小褓姆一口一个”叔叔”，给我添油加醋，饭桌上一派暖融融的家常气氛。饭罢，小褓姆收拾完，躲进了书房，把门关了。潘婷走过去，敲敲门，推门对小姑娘说：我和你叔叔谈话，关门干什么？你该干什么干什么，11点半给叔叔放水洗澡。我连忙说：到时我自己洗，自己洗！潘婷忍不住了，靠在沙发上捂着肚子笑：你腐败都腐败到我们家来了，可不是你自己洗，谁给你洗？我也红了脸笑：那就。。。误会，误会！
潘婷笑够了，说：你可别给我出丑了。我前两天看《读书》，随手写了个东西，你看看。她去书房拿了一份打印稿，我看了一下标题：中国知识份子的精神家园在何处？我深感意外：哦，你对这个还感兴趣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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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接过稿子,认真看了一遍,感觉不错,当年的小记者锐气仍在。放下稿子,我说:这个问题我不想和你讨论了,我考虑了不止一百遍,已经有答案了。潘婷很感兴趣：哦，你说说。我说：不就是中国知识份子为什么找不到精神家园吗？潘婷坐正了一下，催着我：对，你说吧。我说：因为缺钱！潘婷大失所望：你呀，彻底堕落了。我说：我本来就地位低下，还能怎么堕落？潘婷说：你过去可不是这样的，现在怎么有点玩世不恭？受什么挫折了？我说：我从来正正经经做人，却活得不如鼠窃狗偷的人，你还让我怎么正经？潘婷说：你看看，知识份子的毛病来了吧？活得不如人，反而怪规则不好。大家都是在一个规则下游戏，你没玩好，怎能怨别人？我说：先不说别的，就这35岁以上的全是废物，没人要，这规则也有理？你说过了35的，就不要活了？潘婷说：规则之所以是规则，总有它的道理。我还快35了呢，你看我有活不下去的意思吗？我说：你是占尽了天时地利，怎么可能人人都像你？潘婷说：我的一切都是我争来的，没借过别人的光。我说：那没出过国的怎么办？没上过大学的怎么办？谁都像你”谈笑皆奔驰”，那的确是不可能，但总要让人活。潘婷有点不屑：你就爱耸人听闻，这年代，还有活不下去的？我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潘婷啊，你这后花园，它的确是好啊。
争论到半夜，潘婷说：我看你累了，咱别聊了，你洗洗睡吧。还有，人家褓姆还小，你可别瞎开玩笑了。
我躺在床上，睡不着。心里在想，这一套房子里，今晚睡的是两个阶级的人（小褓姆不算），刚刚争论过一个问题。这样的争论，能有结果吗？昏昏然中，一头栽入了梦乡。于此一夜无话。
第二天早上醒来，晨曦满屋，去洗了脸走到客厅里，小褓姆早把早餐备好。她对我说：叔叔，你先吃吧，潘姨还得再睡会儿呢。小厅的餐桌上，面包、黄油、煎蛋、牛奶和几瓣切开的橙子已经摆好。我问：小姑娘，你叫什么？褓姆说：俺叫翠花。我说：哦，翠花，一块儿吃吧。翠花说：俺吃啦，你自己用吧。面包是我刚去门口店里买的，新烤的。我说：那我就用啦。翠花说，面包我可买得多啊，你别剩下，剩下的就扔了。我略感惊讶：扔了？翠花说：潘姨不吃隔天的面包。我吃惊地用手在空中抓了两下：这就，这就。。。扔啦？翠花掩着嘴笑：叔啊，你怎么跟赵本山似的？我自知失态，连忙坐下，说：不怕，吃不了，我带着走。翠花又笑：你真是逗，你是干什么的，演小品的吗？我们家平常也有男的客人来，潘姨都不拿正眼瞧他们，说他们是绣花枕头。我跟了她这么多年，我看，她就对你好，还请你在我们家睡觉，别人哪能啊。你说你昨天也不知道去哪儿了，身上还一股子地窖味儿，这要搁别人哪，我潘姨早捂鼻子撵人啦。我轻吁一口气，说：我昨儿上农村拍电影啦。翠花眉毛一动：你真是演员哪！这时，忽听潘婷在我身后说：你又逗人家小孩儿！
早饭后，潘婷在处理一个紧要的传真件，我搬了椅子去后花园坐。一会儿，栅栏外的小路上过来了一对母女，母亲有五十多岁了，女儿二十五、六的样子。走过栅栏外面，她们停了下来，小声商量了几句。那母亲转向我，毕恭毕敬地问：请问老同志，这房子里面结构怎么样？我说：可以啊。那母亲又问：洗手间大吗？我一下明白了，这是来看房子的，把我当成户主了。我连忙说：不小，有窗户。母亲又说：玻璃窗好像是单层的？我说：不是，是双层的，新工艺，不容易看出来。哦，母亲点点头，很满意的样子，又要问什么。那女儿示意赶紧走，母亲却执意要问。争了两句，母亲以更为谦恭的态度又问：劳驾您啦，您住进来多久了？有什么质量问题吗？我一时难以回答，只感觉这一问一答中，我俨然成了豪宅的主人。看见那母亲小心翼翼的样子，我心里不忍，便站了起来。那母亲赶紧说：您老可别站起来，我这姑娘要结婚啦，想买套房，工薪族啊，攒点钱不容易，想多问问。我心说，幸亏昨天我把房子的情况摸了个透，不然准要露馅儿。那女儿面子上搁不住，也不看我，一个劲儿催母亲快走。那母亲训她：急什么？问问也不丢人，攒一辈子的钱都给你们，还得再付按揭30年，不问个心里踏实，行吗？听了这话，我心里更加惶竦，想想既然潘婷能买，估计错不了。便说：您放心，这房没什么问题。买小点面积的更好，图的是个精致。那母亲就对女儿说：你看看你看看，我怎么说的？老太太谢了我，两人就走了。那母亲羡慕、谦卑的目光不知为何深深刺痛了我。我重新坐下，心里反复念着：什么是尊严？钱！钱哪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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潘婷弄完了传真件，推开玻璃门，对我说：怎么样，这景致?我感慨道：嘿，潘家的花园啊，我这辈子忘不了啦，就是个童话世界嘛。潘婷说：你也是个见过世面的人，在海南不是住别墅的吗？怎么这样感慨？我说：我们那别墅，又不是我们自己盖的，92年偷工减料的货，那能和你这比。潘婷就说：好了，不和你闲扯了，我上班去，捎你一脚吧。我问：是去那个莱温斯基大厦？潘婷捶了我肩膀一下：什么莱温斯基大厦？凯宾斯基酒店！我看你是在海南呆糊涂了。要不你留下，再住一天？我赶忙站起来：不住了，你这儿不是我住的地方，什么都不敢碰！我走。潘婷就笑：你这人，跟我们那口子一样，流氓无产阶级。去年冬天暖气太热，他洗了澡，总是光不出溜就跑出来。我跟他急了两回，说搞天体运动爱上哪去上哪去，你不尊重我，你还得尊重翠花，人家一看你洗澡就吓得脸煞白。。。哈，不跟你扯了，你把你那头梳梳，快走吧！
车到了凯宾斯基附近，潘婷问我：把你放到哪儿？我说，就前面的公共汽车站吧。潘婷看看我：你不是要坐公车吧？我说：我有事，你甭管。潘婷说：那儿停不了，老兄。我绕个弯儿，把你撂使馆区吧，你愿上哪儿上哪儿。在肯尼亚大使馆门口，我说：行了，我就这儿下吧，你赶快去上班。我下了车，潘婷探身正要关车门，忽然停住，问道：你那是拿了我们家什么？我拎着手里的塑料袋晃晃：剩的面包，还有昨天剩的蛋糕。潘婷说：你拿那干什么？过夜的蛋糕可不能吃啊我跟你说。我说：我知道。不是我吃，拿回去喂狗，喂狗啊！潘婷嗔了一声：毛病！咣地把车门关上了。我正要回身离开，她又放下了车窗，对我说：你是遇到了困难吧？我说：没有啊，挺好的。潘婷叹了一口气：你比我大那么多，怎么每次见你就有一种当妈的感觉呢？让人放心不下的。你呀，该讨个老婆啦。我摆摆手说：行，这个问题下回再谈，快走吧，站岗的武警都盯上咱们了！
走在使馆区幽静的林荫道上，看树上的新叶翠绿翠绿的，一派清新。我忽然想起，现在已经是3月底了，昨天不可能是农历二月二，除非闰了一个二月。不过，这都不要紧了。是也罢，不是也罢，都不过是个由头。在偌大的北京城，只有潘婷这样一个老朋友是出自真心地关心着我。这种友谊，不带杂质，跨越了身份界限，让我心里暖暖的。
回到那旅馆，一切如旧。从昨天到今天，我去天堂里逛了一圈，回来后的感觉更加触目惊心。走廊里的霉味儿又扑鼻而来。正开房门的时候，老板过来了，一见我，就神神秘秘地把我拉到一边，小声问道：你昨晚没回来？我说：是啊。老板又问：去朋友那儿住了一宿？我有些惊奇：不错。老板看看四周，又压低了嗓子问：你朋友是在潘家园旧货市场门口，用车把你接走的？我心内一懔，盯住老板，发现他也正盯住我。我急忙问：你怎么知道的？老板说：我昨儿去潘家园百货商场买”夫妻乐”，完了出门，一下就看见了你。他又四周看看，用几乎耳语的声音说：我看见开车那女子了，那是巩俐吧？我笑了：你可别神神叨叨的了！什么巩俐？那是我朋友。老板说：放心吧，我给你保密。唉呀，巩俐的朋友。。。北京城，藏龙卧虎啊。瞧我，还便宜了你20块钱房钱呢！他不无遗憾地摇摇头，背着手走了。
从那天起，地下室里的我，多了一个外号–“巩俐的朋友”。人们看我的眼光更加复杂，对我的尊重也越发真诚了。
仅仅住了一天的豪宅，全身的细胞都不能再适应地下室了。往日已经习惯的潮湿、阴冷、霉气与杂乱，都变得分外强烈。露露忙工作去了，走廊里只有空荡荡的脚步声、器物碰撞声和水龙头的放水声。我睡不着，也看不了《浮士德》。把架子上的书乱翻了一遍，找了本加缪的随笔集出来，披上棉衣，一段一段地读着。忽然，眼前出现了这样一段–
诞生到一个荒谬世界上的人，唯一真正的职责是活下去。。。如果人类困境的唯一出路在于死亡，那我们就是走在错误的路上了。正确的路是通向生命、通向阳光的那一条。一个人不能永无止尽地忍受寒冷。
是啊，”一个人不能永无止尽地忍受寒冷。”这是我以前即使注意到了也不会有当下如此感觉的一段话。我的眼前一亮，仿佛暗夜中燃起了熊熊大火。那火，是我用了我身上的油脂与骨骼点燃的。在依然是沉寂的地下室里，我这个”某人的朋友”，一时间心潮激荡！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