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在北京当了两个月”地老鼠”(三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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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当我在和潘婷闲聊时,多少还带着点儿悠闲心态。几天之后,我才真正看清了自己的处境,知道了自己将赤裸裸地抵挡漫天的风雨。绝境唤起了我内心一种近乎原始的求生欲。在永定门桥头,我知道自己已经是一个被庞大的都市社会甩出来的人,必须在一天之内做出决定,我该怎么办?
  当一切成为往事之后,当我在这里平静地叙述这一切时,也许可以冷静地分析,我那时的抉择有哪些得失。但是身处旋流之中,每迈一步,或是生,或是死,一个人怎能有充分理性的思考?一切都在原始状态下进行,我几乎是依靠本能在行动。
  当然,也可以说,当时我还不是处在渺无人踪的荒岛。我可以向老板说明真相,再回到老地方。我也可以想潘婷求助,先获得一个喘息之机。也许今天看来,这两个办法才是明智之举,但在当时我恰恰就没有那么做。为了自尊,也为了尊重他人。我固然在一夜之间成了失败者,但我决不能给老板留下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形象。我知道,我深深地伤了他的心,我所遭受的厄运就是对我的惩罚。对潘婷,则要更复杂一点。多年来,我们互相尊重。我一直感到,她对我来说,更像一个成熟了的邻家小妹,一个久别重逢的中学旧友。一种不带杂质的相互信赖让我们心里熨贴。她傲视她周围圈子里的某些大人物,但与我却保持着精神平等。我极为珍视这种完全超脱了功利的友谊。我当时根本就没有想到向她伸手借钱,或打什么依附于她而发财的主意。之所以如此,除了自尊以外,后来我想,最重要的恐怕是为了在心里保住这样一份纯净吧。
  就这样,我开始了本文开头的那种经历。从安定门打车把东西运到松榆里地下之后,我数了数口袋里的钱,只有一千多一点儿了。海南带来的手机卡费用也马上就要用光,我停掉了手机。从那天起,熟悉的人谁也再找不到我了。
  我余下的只有一个念头:要找工作。时间是春节刚过,并不是谋职的好时机。我把此次滞留在北京的时间定为两个月,因为我靠这点钱最多只能维持到四月下旬。在两个月内要是一无所获的话,就只能向命运低头,去做自己最不想做的事。
  我第一次感到,命运给予穷人的机会是何等的少。这世界永远是富者愈富,穷者愈穷。《百万英磅》里面的奇迹是不可能变为现实的。每一笔小小的支出,都像绞索一点点在勒紧我。我写了简历,要自己掏钱去打印,要买报纸来查找信息,要打公用电话去询问单位的用人要求。这些事情,过去在公司的时候,我的概念里是根本不要钱的。而今天,就是这么一点点支出,就让我像剜心一样痛。我只能维持一个表面上的镇定,内心里每时每刻都在翻江倒海。看着地下室里的灰色人群,我想到,我不过才过了几天这样的生活,而那些人,是常年累月这样熬过来的。是什么信念使他们能把这种非正常生活当做正常日子来过?这种没有希望的人生也能算是人生吗?
  精疲力尽地跑了几天,我很快明白了形势的严峻:像我这样年纪的人,正在成批地被逐出社会主流。没有过硬学历,没有电脑技能,没有三十岁的好年龄,想在这个高歌猛进的商业社会里找到一个哪怕是最卑微的位置,也是梦想。我去过几个杂志社,写过一些策划书递上去,一些精明或昏庸的办公室主任接待过我。我看到的,只是惊奇和怜悯。环视那些杂志社阴暗的办公室和破烂的桌椅,我不由得想起我在海南的公司,觉得现下的情况很荒诞:我是为了精神的尊严而离开海南的,却为什么要千里迢迢跑到这样破烂的地方来看人脸色?有什么必然理由要来承受这样的屈辱?难道是有人逼着我非这样做不可吗?”正义”、”人文”、”精神家园”,现在还有谁能来帮我摆脱基本的生存困境?我就像鲁迅所说的鲜虾,被投到滚水里,结局只有活活被烫死。
  退之先生,你害我不浅!你现在可以优游卒岁,因而说一些激愤之辞是不用付代价的。如果谁真诚地听信了你正义的感召,离开了”罪恶”,那就是我今天的下场。你的说教,你的大作,现在能帮我什么忙?现实比一叠纲领更有说服力,我不是不能忍受艰苦的环境,我不能忍受的是这求助无门的冷酷!
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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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样断断续续跑了一个多星期以后,我意识到,再跑下去是徒劳无益的。无非是再多看几张冷漠的脸,多忍受几回不耐烦的白眼。每天回来,从潘家园站下了汽车,走回松榆里的路不过才两公里,那坚硬的柏油马路却漫长得没有尽头。如果每天能回到温暖的家,那无论多么繁剧的奔波可能都会烟消云散。然而,我只能走向地狱般阴冷的囚室。外面有阳光,但是你却找不到一个可以歇脚的地方。地下室里可以安顿你的身躯,但四堵无窗的墙有把所有的希望隔在了外面。
  一星期后,我终于停止了奔跑,从一种赌气的状态中冷静了下来。我认真分析了跑过的几个地方,得出了一个结论:如果我能够得到普遍的赏识,那么跑十个单位与跑一百个单位效果是一样的。如果我真的成了百无一用的废品,我就是跑上一百个单位也没用。我跑过的几个地方,是经过挑选的,成功的可能性最大。但能否被录用,变数实在太大了,甚至,连主事者当天心情的好坏都能决定我的命运。”一切都是天注定”,汪明荃的粤语老歌已经唱了十几年,今天,我觉得它是千年不易的真理。
  所有的地方都没有拒绝我,也也都没有回音。我叮嘱了鲁花,凡我的电话一定要马上叫我,我不在,就一定要问明对方是谁。可是,北京,这个巨大的深水潭,好像永远不会因我而泛起一个涟漪。我渐渐地平静下来,如同判决了以后的死囚。一种奇怪的安宁从我心底浮起来。每天,我不再期待那个将不知从何处打来的救命电话了。这个庞大的城市,你就欢乐吧,滚动吧,喧嚣吧!我,一个疲惫而衰老的外地人,匍匐在你的地底,正慢慢地被腐蚀,直至死去。
  我想,死,也不过也就如此了。临死的人,还能比这更绝望或更痛苦吗?一个儒雅的人说过,人生有大休息,有小休息,死就是大休息。我一生中用来奔跑的时间太多了,今天就好好地休息一下吧。中午,和暖的早春阳光普照在松榆里静静的小街上,我在人行道上慢慢地走着,看着那些从身边匆匆走过的中小学生。生命在他们身上才刚刚绽放,他们不会想到,几十年后,也会有同样的厄运降临在他们开始衰老的躯体上。他们在兴致勃勃地朝前走,世界是在他们的前方。我在他们后面缓缓而行,我已耗尽了气力,世界是一个在我身后很遥远的过去。所有的憧憬与欢乐,都变成了远去的尘土。
  前面有一个商场。旁边有一个小小的新华书店。我走进去。书架上,有一排精装本的外国文学名著。我用手慢慢地抚摸着它们光滑的书脊。一个个亲切熟悉的书名跳进眼帘。它们是老朋友,是我精神上的老相识。我在内心跟它们打着招呼:喂,你们还好吗?我的手停在了歌德的《浮士德》上面。这是一本我年轻时没有来得及读的书。我们在繁华的人世匆匆而行,错过了一些好风景。我们前行,至今毫无收获,却永远错过了这样不能再现的好风景。现在,我可以休息了,我要来做那些永远来不及做的事。我抽出《浮士德》,买了下来。一本已出版了六年的书,静静地躺在小书店里,满是灰尘。今天,它落到了最应该得到它的人手里。我要休息,要看一看,那位孩子气的浮士德博士把灵魂抵押给了什么样的梅斐斯特?
  回到小区院里,在石凳上坐下,膝盖上放着又厚又重的《浮士德》。院子里黄色的迎春花开了,开得有些惊艳。在光秃秃的树枝上生出这样多绚烂的花朵,真是美得有点凄凉。孩子们陆续从水泥路上走过,上学去了。多少年前,我也有过这样的年华,有过这样无忧的笑。那时的阳光,也是这样灿烂吗?一个学前儿童从不远处她的奶奶身边跑过来,坐在我身边,稚拙的手拿着一本彩图读物。她极其认真地在一遍一遍地念:”我爱我的祖国,我爱我的。。。”朗读声颤抖而清脆,在春风里飘。良久,我听见小女孩在对问我:”老爷爷,你为什么哭了?啊?”
  我收回神来,连忙抹了一下眼角,说:”孩子,爷爷是高兴。你念吧,念吧。”
  小女孩有些焦虑地拉起我的手:”爷爷,你回家去吧!”
  我心里涌起一种宏大的慈爱,抚着她的头:”孩子,爷爷的家,远啊。”
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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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小宋和露露离开地下室的这些天,是我精神上最为困顿的日子。当”等待”成为活着的唯一要义时,时间的推进是没有意义的。每天都是一样。我期望能有令人狂喜的消息传来,也恐惧最后等来的只是个终极判决。所以,我既渴望那一天早点到来,又希望它最好慢点到来。这种矛盾心情,我没法说清楚。支撑我熬过来的,是我每天必做的两件事:看《浮士德》和端详我过去的女友亚倩的照片。它们,把我带到了一个另外的时空。
  亚倩的真名其实不叫亚倩。当年她只有24岁,是个活活泼泼的小女孩,现在算来应该是36岁了。她嫁了人,生了个儿子,仍是个”朝九晚五”的上班族,为了女人的自尊而忙忙碌碌。她的名字很美,跟那时她给我的感觉一样。她叫清逸,我想,现在公开讲出来也无妨了。这个名字,我有时会在万籁俱寂的夜里在心里呼唤它。我们在一起的时候,我给她照了不少照片,留下了她最美的时刻。在我床头镜框里镶着的,就是当年在深圳湾一块小草坪上照下的。南国下午的骄阳,棕榈树,清逸的长发与欢颜,现在看起来真是天国的景象了。那时我们手携手地沿一排欧式铁栅栏走向海边,我一个三十多岁的人,竟欢快得像个孩子。我想,我后来始终未离开南方,潜意识里就是为了她吧,尽管已没有了任何意义。我不过是想,这样离那段生活能更近一点。现在,我的小清逸已经是中年妇人了,我不能想象,娇小玲珑的她,变成妇人后会是什么样子?我们都已经老去。青春飞扬的时候,是想不到会有今天的。
  《浮士德》也是能够安慰我的一个伙伴。我慢慢地读它,走进了一个奇诡的世界。我的灵魂,从一个狭小逼仄的空间脱离了出来,遨游于天际。我在揣想:能写下这部大部头的人,能译出这本书的人,他们在书写时,是怎样的一种心态呢?能如此执着地探索心灵的游离与归宿的人,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富翁。他们奢侈得起。是他们用优雅的智慧,点破了人类的悲剧–梅婓斯特这个鬼精灵的恶魔,带了天真的浮士德在走。眼盲的浮士德耳里听到的是壮丽的开掘之声,他永远不知道,从他脚边到天边,铺开的只是一无所有的荒凉。
  日子慢慢在捱。水房里的滴水声好像是人血管里的血在一滴滴流光。我度过的是一些没有白天也没有黑夜的时光。
  隔壁的两个唐山小伙子理解我的苦闷,常来打听:宋哥有消息吗?我注意到,我住进来不过短短几天,两人的脸上竟有了些许的风霜感。某日傍晚,那个大的忽然兴冲冲地来找我,拉住我说:老总,我们做了饭,走,一块儿去吃。我不忍心,连忙推拖道:你们吃,我等下出去吃。小伙子不由分说,拉了我就走。小屋里,电炉上炖了一小锅菜,浓浓的肉香溢到走廊里。我很惊讶:怎么,改善了?小的那个站起来,喜极而泣的样子说:老总,我们拿到钱了!我们拿到钱了!我也很高兴,忙问道:是有业绩了吗?大的说:不是。是做满了三个月,有了底薪了。我问:有多少呢?他们答道:四百。我说:不错,要是一直没业绩,也给开吗?大的脸色有点黯然,摇摇头说:不是,再有三个月没业绩,我们就只能走人了。我听了,默然无语。两人没有察觉我的心态,很热情地拉我坐下,劝着:来,别客气。多香啊!这顿饭,我没有吃多少,只推说晚上还有饭局。他们频频地给我夹肉。我边吃,边就有些哽咽。他们,这是在吃自己的肉啊,而我。。。我放下筷子,一口也吃不下了。
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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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小宋失踪四天之后,我才忽然想起,应该跟河南人老阎说一声。老阎仍然是一边开着车一边接手机,他说:你那朋友,说好的跟我联系,怎么人影都摸不着啦。可急坏人了。我只好掩饰说小宋临时回家了。老阎说:这么办事可不行,事都耽误完了。前天有一台湾人,看好了牛扒城项目,要谈。嘿,人都找不着!人家说了,和这样的人还怎么谈合作,算了。我说:算了就算了吧,就算你看我面子白忙一回。人都有三灾八难,谁都绕不过的。老阎很警觉:老兄,咋这消沉?不是有了难处吧?我说:哪的话,没有。老阎说:你我虽是新交,可不要见外,是不是缺钱了?缺就说话,借给你我放心,借给别人那就是白送。这北京城,我就没遇到一个还钱的。我说:我不缺,我缺的,你也不见得有。老阎笑了:你呀,天马行空啊,我这思维跟不上你。得,哪天咱北京饭店喝咖啡吧。
  小宋错失了一次机会,但我还是为他庆幸,老阎不是在应付。难得他在大生意的空隙中还留意了这件小事。大奸大恶我们见的多了,已经不以为怪。人的小小一点善心,反而让我们不大敢相信。我想,只要有老阎的这份心,小宋的成败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。也许,他能撞开的唯一的一扇门,就在老阎这里。
  我不由想起了老黑,心里痛。在等待录用回音的时候,我抽空去了一趟方庄小区。我想要看看,到底是一个什么样了不得的许诺,值得老黑背信弃义一回。看过后,却很失望。这里好像也是个拆迁安置区,并不是什么豪宅。看样子修起来已经有些年了,房子略旧,草坪也不干净。我懂了:老黑并不是因为承担不起吹牛的代价而食言的,而是根本就不想兑现这诺言。哪怕就是市郊的一间平房,他也不会为我白白掏钱的。如今,朋友也要有用。可是,老黑过去,并不是这样的。80年代的时候,拿到一笔小小的稿费,他都要和我还有老白分享。那种有福同享的喜悦,是可以掏出心来的。现在,在他名下说起来有2亿多的资产,一日两餐吃在外面,每顿起码要两百多,他却不会再为昔日的朋友割一片肉下来了。
  我已经不再耿耿于怀了。老黑,就让他守着自己的奶酪沾沾自喜吧,他还不懂得什么叫三十年河东,三十年河西。他也许以为,财富可以万年,良心一钱不值。可是,他这种人,哪里会想到,在我们这个国家,还有哪一家哪一户,是今天还能靠着五十年前的财富过日子的?
  我走在方庄开阔的马路上,心情渐渐好了起来。一种处境,你可以用另外的眼光来看。我固然是前有险阻,后无退路。但在这个不知还有多长时间的等待中,我也是个完全超脱了的人。我不用向任何人负责,我没有任何社会身份,我不用向上司谄笑,我不用”朝九晚五”地奔走,我还可以在路边铺张报纸,无牵无碍地晒太阳。我是自由的。这就是自由啊。”自由”这个词写在纸上的时候,是何等的美好。那些曾使我心仪不置的的少壮学者们,你们所说的自由,它不在别处,它就我这里。我正在尽情地享用它。
  我现在唯一的牵挂,是小宋和露露的命运。这已经是春天了,阳光很美,杏花和梨花次第开放,就像朦胧的云团飘起在墙头。路上的陌生行人都没有什么心事,他们的脸上有微笑。你们两个人,此刻能看到这些吗?
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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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天,那不是我命运发生转折的一天,但是我始终觉得从那一天起,我开始发生了一些改变。早春的北京,天很蓝,看起来是没有尘土的。上午,我走出小区,要去使馆区北面的京东大厦去面试。一家由公司包下来的杂志,我今天要见的是公司的老总。
  在长城饭店下了车,过天桥,到京东大厦只有几步路。我在公车上,一路打了无数遍自我介绍词的腹稿。但是,当我走进京东大厦时,我就知道了,这次面试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。我完全来错了地方。就像一句俄罗斯谚语说的那样:大象走进了瓷器店。大堂里,电梯上,出入的都是二、三十岁的白领精英。因为日常环境的熏陶,神态全不似凡人。在严酷的商业圈里,35岁以上的基本就是废物了,我这个等量级的,等于是老爷爷,恐怕只有管理这个大厦的老总才会与我相仿。
  公司在二十几层楼上。穿过几个办公室,我被带进了总经理室。房间里的气氛我很熟悉,华丽,优雅,坚实。老总是个年轻人,温文尔雅。他把我的简历找了出来,看了一会儿,提了几个问题。比如,能否掌握电脑,有否发行网络,组稿能力如何,有何前瞻性考虑之类。我回答完毕,见他脸上稍有失望之色。斟酌了一小会儿,他说:这个杂志,过去投入的太多,现在人手不能加多,却要咸鱼翻生,全面提升它的状况,所以需要有一个前卫的、多面手式的主编。他顿了一下,接着说:显然这工作不大适合您。我刚要说话,他却又说道:我决定请您来面试,不是因为您简历上的情况符合条件,而是太不符合我们的要求了,所以引起了我的兴趣。我昨天在想,您来求职,一定是有您的把握。我敬佩您的勇气,所以想过,只要稍稍接近我们的条件,我就会优先考虑您。但是。。。我打断了他,说:我理解,我过去也是坐在您这种位置上的,但是我没有您宽容。他笑笑,说:您别太失望,北京的机会多。不过,您让我悟到了一些新东西。我刚要起身告辞,他忽然又很诚恳地说:咱们说一个题外话,我对您这个年龄的人,不怎么了解。我家里,我的同事,还有我过去的老师当中,都没有您这个年龄的人。我有时候想呀,不知道你们这一代上哪儿去了?我反问他:看过《骆驼祥子》吗?他疑惑地点点头。我就说:这一代,都在长安街蹬三轮呢。他一愣,双手撑着大班台,仰头大笑。笑罢,起身与我握手道:谢谢,认识您,挺高兴。他将我送出总经理室,跟办公室里一位胖胖的小姐低声说了两句,便对我说:好吧,老同志,回头见,让我们的于小姐送送您。走到电梯口,我对于小姐说;姑娘,您就甭送了。于小姐友善地一笑:我得送您下去,老板的话,我得执行。下到一楼,我正要跟她告别,于小姐却指了一下另一边:老先生,您这边走。她带我走过一个玻璃走廊,拐了个弯,不像是通向外面的样子。我就问:我们要到哪儿去?于小姐说:老板说了,您这阵儿回去,准赶不上饭时,让我带您去吃工作餐,完了再走。我停下了脚步。小于有些惊异:怎么啦?我此时也在想,是啊,怎么啦?我的尊严不想去,我的胃却很高兴。好吧,好吧,我继续向前走去。
  这是我从来没见过的白领食堂,比麦当劳也差不了多少,白领们排着队,从领餐台前依次走过,挑选自己想要的菜和主食,最后还有饮料—-牛奶、橙汁、可乐、豆浆,可以任选,然后在收银台刷一下专用卡,就结了帐。
  我端着满满一托盘食物坐下,小于也端了自己的一盘坐在我对面。我吃得比较快—-自打住进地下室后,我还没放开肚子吃过,包括露露请我的那回。小于吃得很斯文,泛泛地跟我聊着,哪里人啦,住哪儿啦,什么时候到北京的,等等。我已经吃完了,撕开纸巾刚要擦手,忽然心里涌起了一个我一生中最卑劣的念头。我问:小于啊,这顿饭不是您掏钱吧?小于说:不是,我拿的是公司专门接待外人的卡。我说:那我就。。。再吃点儿了?小于迟疑了一下,满面笑容地说:您看,我都忘了这个碴儿了,我再给您打点儿吧。
  饭后出来,在大堂里,小于跟我握了握手说:老先生,您慢走啊,有时间再来。我说:姑娘,谢谢你了,也谢谢你老板。我不会再到京东大厦来了。小于眨着眼,站在那儿没动,一副非常纳闷儿的样子。
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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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走出大厦,来到路口,东三环上正气势磅礴地涌动着车流。我看见了路对面有一座坚实墩厚的大厦,透出不事张扬的富贵气。潘婷的办公室就在那里面。它叫什么大厦来着?莱温斯基酒店?莱温斯基大厦?不,不对。人老了,弦儿也调不准啦。我远远地看着它。我知道,它楼下的小花园入口处有一块牌子,写的是:专用花园,非本店住客请勿入内。没有岗哨,没有铁丝网,所有的门都是温柔地敞开的。但是,你不能进。
  我走上过街天桥,俯在栏杆上看,莱温斯基大厦仍在我的视野里。脚下车流如水,哪些是潘婷那些朋友们的奔弛呢?从天桥上走过的,都是些漂在北京的打工族。莱温斯基大厦的人,是从不走过街天桥的。专用的路,会送他们直接走进天堂。
  我在桥上,忽然想起了一件与此时此地完全不相干的一件事。18岁那年,我在乡下,深秋的夜里蹲在野地里”看青”,也就是守护着已成熟的庄稼,以防被人偷盗。有一夜,天很冷,我蜷在谷草捆的缝隙里,露湿衣衫。谷草的霉味儿浓浓地包裹着我。半夜里,邻队的一个看青汉子找到我,压低了声音说:小伙子,别硬挺着啦,到我家睡会儿吧,没人看见。在黑暗中,汉子摸回了家,叫醒了老婆:别点灯,我把七队的**领来啦,在咱家睡一会儿。城里的孩子,瞧可怜的。朦胧中,他老婆坐起来,但猛地又缩了回去,不好意思地说:我就不起来啦,没穿衣服。接着又吩咐老公:把柜里那条新被拿出来,给孩子盖吧。汉子诺了一声,拿出被子来,对我说:这是来亲戚的时候盖的,干净。你睡吧,天傍亮我叫你。那一晚,我睡得香,新被子浆过的被里散发着香气。那女人的模样我看得不大清,也不过只有二十五六的样子,其实不该叫我孩子的。往事如烟,在繁华的街头,这些记忆猛然地冒出来,毫无必然逻辑。如今,不会再有人叫我孩子了。那个年轻漂亮的小媳妇,也早该老去了。我们都在老去。
  那注定了是我忘不了的一天。从京东大厦回来,我去收发室交房钱,之后又坐了一会儿。天完全暖了,大门口的棉门帘被取掉了,暖风直入。收发室里静悄悄的,老板躺在鲁花的床上睡午觉。鲁花坐在柜台后,对着镜子拢头发。她把铁发卡咬在嘴里,专注地看着镜子,样子很妩媚。我拿起一本柜台上的旧杂志来看。这不知是从哪儿弄来的,一本80年代的《读者》,那时还叫《读者文摘》呢。我随意浏览着。鲁花拢好头发,看看我说:念过书的人,就是好啊。我说:有什么好?鲁花说:瞧您啊,不用工作,闲呆着,多好。我说:你也可以呆着嘛。鲁花就笑了:我要是呆着呀,全家都得饿死。我说:我是找不到工作。鲁花说:瞧您说的,您是不想干。这北京城这么大,还能没您干的工作?我一时无言,想起了过去在公司,只恨每天的工作都是枷锁,恨不能永不上班。但是现在,我渴求的就是这枷锁。谁能给我这副枷锁呢?谁能够?
  就在这时,一辆出租车停在了门外,不一会儿,大门哐啷一响,一个声音飞了进来:我回来了!
  我和鲁花同时站起来,老板也醒了过来。是露露回来了?
  收发室门被推开,果然是。风尘仆仆的露露走进来,后面跟着她的那个姐妹。露露看见我,百感交集。她抓住我的一只手,激动中说不出完整的话来:老师,老师呀。。。我连忙安抚她说:回来了就好,是放的,还是捞出来的?露露的姐妹说:亏得您送信儿,都送到遣送站去啦,捞了三回才捞出来。我问:姑娘,在里边,还好吧?露露眼里慢慢涌出隐约的泪光,咬了咬下唇,说:挺好,真的,挺好。就是干活儿。。。就是。。。她突然控制不住,扑在了我的身上,双手死死的抓住我,头靠着我的肩无声地饮泣,声音压抑而又凄楚,一面呜咽着说:我,就是。。。想妈啊。。。想妈。。。
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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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一幕,深深震撼了屋内所有的人。就连硬心肠的老板也为之动容,他在屋里走来走去,不知所措。我和那姐妹把露露扶到椅子上坐下,露露只是抽泣,拿着纸巾擦眼泪。我劝慰道:孩子,出门在外,自己得保重。别哭了,小心伤了身子。老板也凑过来说:就是,别哭啦,不都过去了吗?走,我陪你去洗个澡。鲁花抹了一把眼泪,白了老板一眼说:歇会儿吧你!走,露姐,我陪你去。
  露露下去洗澡了,收发室恢复了平静。窗户敞开着,春天的气息涌进来。院子里,有几个孩子在嬉戏,他们在唱着一支很老的歌谣:三五六,三五七,三八三九四十一。。。歌谣声里,生活是和平的。他们处在一种保护之中。我生出由衷的羡慕:谁给了他们这样的安宁与幸福呢?
  这一天是值得纪念的。厚厚的棉门帘不见了,冬天消逝无踪。从这一天起,走廊里能听到露露欢快的歌声:辣妹子辣,辣妹子辣,辣辣辣。。。听到这歌声,那些小小的鸽笼里,人的心复活了。地下室的冬眠成了历史。
  几天之后,小宋也有了消息。这家伙去的地方跟露露差不多,但原因大不一样。一天,老板接到看守所的一个电话,告知小宋犯了点事,被关15天拘留,到期就放回来。老板连忙问:他犯了什么事?看守人员说:反正不是大事,大事还不早就追到你们那儿去了?是轻微流氓罪。老板接了电话,跟我叨咕着:轻微流氓罪?这小子干嘛了?说着,他瞟了鲁花一眼。听到这个消息,我悬了几天的心总算放下了。小宋目前的状况虽然不好,但强过下落不明。15天,捞他出来也没有意义。我只在心里咒着他:日你个小宋,害我担心这么多天。轻微流氓罪!是啊,干了什么了你?这回到底谁是伪君子?
  接下来的日子里,我还是看书,偶或出去面试。其实已经没有意义了,我奔跑大半天,从崇文跑到海淀,谈十几分钟,然后接受宣判,拿回求职资料。我出发时,就能预料到该怎么回来。某日下午,又白跑了一趟回来,走过潘家园,想起了潘婷,在路边店给她打了个电话。潘婷很高兴,说:老兄,隐居到哪儿去了?手机也不开?我说:写作。潘婷说:真羡慕你呀,我眼下还得把生存基础砸实,砸实了才能开始写作。你这是住的哪儿啊?我说:潘家园。潘婷说:怎么住那儿了?我顿了顿说:搜罗点古玩,守着这古玩市场不是方便?潘婷说:古玩?嗳,我说,你是越来越保守了,我刚认识你那会儿,你多像个五四青年哪,指点江山,激扬文字。这会儿又弄古玩了。我叹了一声说:我自己也快成古玩了。潘婷说:这么着吧,我刚弄完一个策划,四天,收入六万。累了,不干什么了。你晚上来我家吃饭吧,晚上咱们聊聊,我爱人不在,你就住下吧。一个人在北京漂,吃不好住不好的。今儿二月二,咱们吃饺子,我这就叫褓姆动手。我支吾着,不知该不该答应。潘婷说:嗳,来不来?你痛快点。我只好说:好吧,我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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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潘婷提前下了班,在潘家园古玩市场门口接上我,直奔北三环外她的家。坐在宝马车上,从车前窗看出去,北京真是天地一新,纤尘不染。所有的灰暗一下子就远离了我。宝马就是宝马啊,此刻的潘婷,昂扬而内敛,犹如资深骑手驾着坐骑狂奔。我此刻也有一种巴尔扎克式的豪情:大道如青天,高架路旁桃红柳绿,哪里还有我粉碎不了的障碍?我禁不住赞道:够过瘾的啊。潘婷说:你说这车?没错,启动起动时感觉特棒,但是吃油啊。
  潘婷家是那种不带电梯的小高层,房子在一楼,后窗外有个小花园。进门后,没看到屋里有什么豪华饰物,但感觉上却有一股凌人的盛气向我逼来。潘婷说:这房子不怎么理想,缺个仆人房,我只图它位置好。我问:怎么着,是光脚还是换拖鞋?潘婷说:等等,袜子臭不臭?你们这些中国男人真是不可救药。我留学几年回来,中国的厕所都不臭了,男人的袜子还是臭!她叫来褓姆,吩咐找来了一双干净袜子。我脱下脏袜子,褓姆自去处理了。
  坐在沙发上,我左看右看,又朝落地窗外张望,一边就问潘婷这房子的基本情况。最后终于明白,那种逼人的富贵气是从哪儿来的了。是地板!深红色,平如镜,光洁如玻璃,我起身蹲下,用手摸着,一边就自言自语:嘿,怎么处理的,这么好。潘婷说:老兄,到我家怎么研究起地板来啦?我看你是越来越迂了。起来吧,喝咖啡。香味儿飘起来,我嗅了嗅,真是久违了。起得身来,我看了看窗外,说:到后花园坐,怎么样?潘婷欣然地说:走吧,自己端着,买一楼就是为了这个。
  这私家花园其实也不小,足有40平方,绿草如毡。潘婷拉了两把宜家出的那种怪怪的折叠椅,放在靠窗的小平台上,平台有护栏,杯子可以搁在上面。我说:你要在草坪上搞个太阳伞,摆上铁艺桌椅,多方便,小偷也偷不去。潘婷笑了:你就胡说吧,这里面哪有小偷?此时斜阳照下来,草坪像镀了层金黄的膜。看身边,佳人,咖啡,豪宅栋栋,草坪边缘还有一圈童话式的白色木栅栏,这使我产生了极强的恍惚感。我忽然明白了,潘婷说的”人,上去了就下不来”是千真万确的。我想到这儿,便说:你找我来,是聊文学。可是坐在这样的地方,还聊文学有什么用?潘婷说:你就是爱走极端,大概你一生成也是它,败也是它。我说:不是我走极端,是你走到了极端上。你这一处房就不小了,那套别墅更大吧,还有两部好车,还砸实什么生存基础?你这还不能放心生存,像她们。。。我一指正在给草坪浇水的女工。。。她们怎么办?潘婷说:我和她们没有区别,都是靠劳动吃饭。我这每一块钱,都是诚实所得。所得多少,决定了生活水平。他们有她们的恐惧,我有我的恐惧。她们的孩子上的是普通学校,我的呢,是贵族学校,你知道要用多少钱,将来出国还要用多少钱,不砸实行吗?这时,我忽然想起一件事,就问:你这三房两厅,我今晚住哪儿?睡书房吗?潘婷说:书房褓姆睡。我说:让我睡客厅?潘婷一笑:睡我儿子房间。我说:让我和你儿子挤一床?潘婷乐不可支:我这回相信你还是个王老五了,真省心哪。我儿子上的是贵族学校!礼拜天都难得回来。我慨叹道:朱门,你这才是朱门哪!潘婷撇撇嘴道:我不过是劳动所得,不像你们,贷了款花天酒地。
  晚饭是普普通通的家常便饭,饺子很香,使我感到,不管有多少资产,潘婷还是活在人间的。乖巧的山西小褓姆一口一个”叔叔”,给我添油加醋,饭桌上一派暖融融的家常气氛。饭罢,小褓姆收拾完,躲进了书房,把门关了。潘婷走过去,敲敲门,推门对小姑娘说:我和你叔叔谈话,关门干什么?你该干什么干什么,11点半给叔叔放水洗澡。我连忙说:到时我自己洗,自己洗!潘婷忍不住了,靠在沙发上捂着肚子笑:你腐败都腐败到我们家来了,可不是你自己洗,谁给你洗?我也红了脸笑:那就。。。误会,误会!
  潘婷笑够了,说:你可别给我出丑了。我前两天看《读书》,随手写了个东西,你看看。她去书房拿了一份打印稿,我看了一下标题:中国知识份子的精神家园在何处?我深感意外:哦,你对这个还感兴趣?
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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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接过稿子,认真看了一遍,感觉不错,当年的小记者锐气仍在。放下稿子,我说:这个问题我不想和你讨论了,我考虑了不止一百遍,已经有答案了。潘婷很感兴趣:哦,你说说。我说:不就是中国知识份子为什么找不到精神家园吗?潘婷坐正了一下,催着我:对,你说吧。我说:因为缺钱!潘婷大失所望:你呀,彻底堕落了。我说:我本来就地位低下,还能怎么堕落?潘婷说:你过去可不是这样的,现在怎么有点玩世不恭?受什么挫折了?我说:我从来正正经经做人,却活得不如鼠窃狗偷的人,你还让我怎么正经?潘婷说:你看看,知识份子的毛病来了吧?活得不如人,反而怪规则不好。大家都是在一个规则下游戏,你没玩好,怎能怨别人?我说:先不说别的,就这35岁以上的全是废物,没人要,这规则也有理?你说过了35的,就不要活了?潘婷说:规则之所以是规则,总有它的道理。我还快35了呢,你看我有活不下去的意思吗?我说:你是占尽了天时地利,怎么可能人人都像你?潘婷说:我的一切都是我争来的,没借过别人的光。我说:那没出过国的怎么办?没上过大学的怎么办?谁都像你”谈笑皆奔驰”,那的确是不可能,但总要让人活。潘婷有点不屑:你就爱耸人听闻,这年代,还有活不下去的?我沉默了一会儿,说:潘婷啊,你这后花园,它的确是好啊。
  争论到半夜,潘婷说:我看你累了,咱别聊了,你洗洗睡吧。还有,人家褓姆还小,你可别瞎开玩笑了。
  我躺在床上,睡不着。心里在想,这一套房子里,今晚睡的是两个阶级的人(小褓姆不算),刚刚争论过一个问题。这样的争论,能有结果吗?昏昏然中,一头栽入了梦乡。于此一夜无话。
  第二天早上醒来,晨曦满屋,去洗了脸走到客厅里,小褓姆早把早餐备好。她对我说:叔叔,你先吃吧,潘姨还得再睡会儿呢。小厅的餐桌上,面包、黄油、煎蛋、牛奶和几瓣切开的橙子已经摆好。我问:小姑娘,你叫什么?褓姆说:俺叫翠花。我说:哦,翠花,一块儿吃吧。翠花说:俺吃啦,你自己用吧。面包是我刚去门口店里买的,新烤的。我说:那我就用啦。翠花说,面包我可买得多啊,你别剩下,剩下的就扔了。我略感惊讶:扔了?翠花说:潘姨不吃隔天的面包。我吃惊地用手在空中抓了两下:这就,这就。。。扔啦?翠花掩着嘴笑:叔啊,你怎么跟赵本山似的?我自知失态,连忙坐下,说:不怕,吃不了,我带着走。翠花又笑:你真是逗,你是干什么的,演小品的吗?我们家平常也有男的客人来,潘姨都不拿正眼瞧他们,说他们是绣花枕头。我跟了她这么多年,我看,她就对你好,还请你在我们家睡觉,别人哪能啊。你说你昨天也不知道去哪儿了,身上还一股子地窖味儿,这要搁别人哪,我潘姨早捂鼻子撵人啦。我轻吁一口气,说:我昨儿上农村拍电影啦。翠花眉毛一动:你真是演员哪!这时,忽听潘婷在我身后说:你又逗人家小孩儿!
  早饭后,潘婷在处理一个紧要的传真件,我搬了椅子去后花园坐。一会儿,栅栏外的小路上过来了一对母女,母亲有五十多岁了,女儿二十五、六的样子。走过栅栏外面,她们停了下来,小声商量了几句。那母亲转向我,毕恭毕敬地问:请问老同志,这房子里面结构怎么样?我说:可以啊。那母亲又问:洗手间大吗?我一下明白了,这是来看房子的,把我当成户主了。我连忙说:不小,有窗户。母亲又说:玻璃窗好像是单层的?我说:不是,是双层的,新工艺,不容易看出来。哦,母亲点点头,很满意的样子,又要问什么。那女儿示意赶紧走,母亲却执意要问。争了两句,母亲以更为谦恭的态度又问:劳驾您啦,您住进来多久了?有什么质量问题吗?我一时难以回答,只感觉这一问一答中,我俨然成了豪宅的主人。看见那母亲小心翼翼的样子,我心里不忍,便站了起来。那母亲赶紧说:您老可别站起来,我这姑娘要结婚啦,想买套房,工薪族啊,攒点钱不容易,想多问问。我心说,幸亏昨天我把房子的情况摸了个透,不然准要露馅儿。那女儿面子上搁不住,也不看我,一个劲儿催母亲快走。那母亲训她:急什么?问问也不丢人,攒一辈子的钱都给你们,还得再付按揭30年,不问个心里踏实,行吗?听了这话,我心里更加惶竦,想想既然潘婷能买,估计错不了。便说:您放心,这房没什么问题。买小点面积的更好,图的是个精致。那母亲就对女儿说:你看看你看看,我怎么说的?老太太谢了我,两人就走了。那母亲羡慕、谦卑的目光不知为何深深刺痛了我。我重新坐下,心里反复念着:什么是尊严?钱!钱哪!
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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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潘婷弄完了传真件,推开玻璃门,对我说:怎么样,这景致?我感慨道:嘿,潘家的花园啊,我这辈子忘不了啦,就是个童话世界嘛。潘婷说:你也是个见过世面的人,在海南不是住别墅的吗?怎么这样感慨?我说:我们那别墅,又不是我们自己盖的,92年偷工减料的货,那能和你这比。潘婷就说:好了,不和你闲扯了,我上班去,捎你一脚吧。我问:是去那个莱温斯基大厦?潘婷捶了我肩膀一下:什么莱温斯基大厦?凯宾斯基酒店!我看你是在海南呆糊涂了。要不你留下,再住一天?我赶忙站起来:不住了,你这儿不是我住的地方,什么都不敢碰!我走。潘婷就笑:你这人,跟我们那口子一样,流氓无产阶级。去年冬天暖气太热,他洗了澡,总是光不出溜就跑出来。我跟他急了两回,说搞天体运动爱上哪去上哪去,你不尊重我,你还得尊重翠花,人家一看你洗澡就吓得脸煞白。。。哈,不跟你扯了,你把你那头梳梳,快走吧!
  车到了凯宾斯基附近,潘婷问我:把你放到哪儿?我说,就前面的公共汽车站吧。潘婷看看我:你不是要坐公车吧?我说:我有事,你甭管。潘婷说:那儿停不了,老兄。我绕个弯儿,把你撂使馆区吧,你愿上哪儿上哪儿。在肯尼亚大使馆门口,我说:行了,我就这儿下吧,你赶快去上班。我下了车,潘婷探身正要关车门,忽然停住,问道:你那是拿了我们家什么?我拎着手里的塑料袋晃晃:剩的面包,还有昨天剩的蛋糕。潘婷说:你拿那干什么?过夜的蛋糕可不能吃啊我跟你说。我说:我知道。不是我吃,拿回去喂狗,喂狗啊!潘婷嗔了一声:毛病!咣地把车门关上了。我正要回身离开,她又放下了车窗,对我说:你是遇到了困难吧?我说:没有啊,挺好的。潘婷叹了一口气:你比我大那么多,怎么每次见你就有一种当妈的感觉呢?让人放心不下的。你呀,该讨个老婆啦。我摆摆手说:行,这个问题下回再谈,快走吧,站岗的武警都盯上咱们了!
  走在使馆区幽静的林荫道上,看树上的新叶翠绿翠绿的,一派清新。我忽然想起,现在已经是3月底了,昨天不可能是农历二月二,除非闰了一个二月。不过,这都不要紧了。是也罢,不是也罢,都不过是个由头。在偌大的北京城,只有潘婷这样一个老朋友是出自真心地关心着我。这种友谊,不带杂质,跨越了身份界限,让我心里暖暖的。
  回到那旅馆,一切如旧。从昨天到今天,我去天堂里逛了一圈,回来后的感觉更加触目惊心。走廊里的霉味儿又扑鼻而来。正开房门的时候,老板过来了,一见我,就神神秘秘地把我拉到一边,小声问道:你昨晚没回来?我说:是啊。老板又问:去朋友那儿住了一宿?我有些惊奇:不错。老板看看四周,又压低了嗓子问:你朋友是在潘家园旧货市场门口,用车把你接走的?我心内一懔,盯住老板,发现他也正盯住我。我急忙问:你怎么知道的?老板说:我昨儿去潘家园百货商场买”夫妻乐”,完了出门,一下就看见了你。他又四周看看,用几乎耳语的声音说:我看见开车那女子了,那是巩俐吧?我笑了:你可别神神叨叨的了!什么巩俐?那是我朋友。老板说:放心吧,我给你保密。唉呀,巩俐的朋友。。。北京城,藏龙卧虎啊。瞧我,还便宜了你20块钱房钱呢!他不无遗憾地摇摇头,背着手走了。
  从那天起,地下室里的我,多了一个外号–“巩俐的朋友”。人们看我的眼光更加复杂,对我的尊重也越发真诚了。
  仅仅住了一天的豪宅,全身的细胞都不能再适应地下室了。往日已经习惯的潮湿、阴冷、霉气与杂乱,都变得分外强烈。露露忙工作去了,走廊里只有空荡荡的脚步声、器物碰撞声和水龙头的放水声。我睡不着,也看不了《浮士德》。把架子上的书乱翻了一遍,找了本加缪的随笔集出来,披上棉衣,一段一段地读着。忽然,眼前出现了这样一段–
    
  诞生到一个荒谬世界上的人,唯一真正的职责是活下去。。。如果人类困境的唯一出路在于死亡,那我们就是走在错误的路上了。正确的路是通向生命、通向阳光的那一条。一个人不能永无止尽地忍受寒冷。
    
  是啊,”一个人不能永无止尽地忍受寒冷。”这是我以前即使注意到了也不会有当下如此感觉的一段话。我的眼前一亮,仿佛暗夜中燃起了熊熊大火。那火,是我用了我身上的油脂与骨骼点燃的。在依然是沉寂的地下室里,我这个”某人的朋友”,一时间心潮激荡!